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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本《三国志演义》的评点方式

□赵雅丽

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三国志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一经问世,时人便“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各地书坊也争相镌刻,出现了“《三国演义》出,而脍炙人口,自士大夫以至舆台,莫不人手一册”的盛况。

建阳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刊刻重镇,明代就开始刊刻《三国志演义》,“世有奇才,然后奇书出焉。有奇书,然后奇评附焉”。建本《三国志演义》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副文本,即诠释小说的小说理论批评样式——评点。据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统计,明代建本《三国志演义》有30余种,评点本近20种。从《三国志演义》的传播和接受史来看,这些评点本在促进文本的传播、大众的接受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适应市场的书商型评点

根据评点者身份的不同,小说评点可分为“文人型”“书商型”“综合型”三种。纵观明代建本《三国志演义》,大部分属于书商型评点,建本中最早正式标榜“批评”的志传本和请“诸名公批评、圈点”的余象斗评林本是典型的书商型评点。

书商型评点是一种商业气息浓厚、以评点为牟利手段的评点类型。书坊主为何大费周折刊刻如此众多带有评点的本子?究其原因,就是出于市场需求、争取读者群以最大限度盈利的考量。数量大、范围广的读者群存在着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审美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决定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的参差不齐、对版本的需求不同。书坊主在刻书之前必须考虑目标读者的需求,做好书籍的读者定位工作。

从建阳刊刻的一些小说序言、识语中,我们可以知见,建本小说定位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愚夫愚妇”。 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序及凡例中说“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以便愚庸观览,非敢望于贤君子也耶”。书坊主在刊刻小说之前对读者给予定位,并在版式、评点、插图等方面与之相适应。大量的音注、释义、考证等评点内容,一方面是通俗小说评点初期,评点者自身水平不高的折射,另一方面是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本定位于普通民众的证据。陈翔华在谈及余象斗双峰堂本时就说:“评论多就事论事,缺乏独到的理论见解与深入的分析,但是这部最早正式揭起‘批评’大旗的尝试之作,有助于当时广大平民进一步理解《三国志演义》的文字及内容,而起到了导读的作用。”

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本以那些有一定经济能力、文化水平不高、阅读理解能力有限的普通民众为主要读者群,当然也包括余象斗所谓的“海内士子”、吴沃尧所说的“士大夫”。“海内士子”“士大夫”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普通民众,但同时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限的,价格不高的建阳刊本正适合他们的需求。建阳书坊为迎合大众读者的需求,将辅助读者阅读的评点作为重要的射利手段,客观上适应了市场需求,推动《三国志演义》文本的传播。

考据参照的随页式评点

明代建阳书坊顺应市场需求,为迎合读者的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聘请下层文人或有文化修养的书坊主本人对《三国》进行注解生字、考证典故、疏通文义、对人物形象和事件进行评述等,以解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如书坊主余象斗就自评自刊了《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

因市场需求和评点者自身文化素养的限制,评点者往往采用眉批、旁批、夹注等随页式的评点形式,采用音释、释义、补遗等方式注解生字、疏通文义、评述人物或事件等,以解决读者的阅读障碍。如余象斗评林本卷一计有77条批点,其中有“中涓”“鸩毒”等释义,“涿”“汜”等释音。这些释义、释音等考据性评点对于排除一般读者的阅读、理解障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评点中也有对人物和情节的鉴赏性评点,如“评飞鞭督邮”“评关公寻帝”“评操杀伯奢”等。如郑世容刊本采用圈点的形式提醒读者注意东晋桓温对曹操“宁使我负天下人,莫使天下人负我”的评价,即“这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

鉴赏性评点对于读者来说更为有意义,有助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提升鉴赏水平。凡此种种看来,通俗易懂的释音、释义、考证等内容恰是《三国志演义》“明白晓畅,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明代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偏重于释义、音释、补注等注释性的内容,评论性质的内容偏少。这种情况可以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明代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处于小说评点的探索阶段,尚无公认的可借鉴的评点体例;二是评点者的文化水平总体不高,只能做简单的注释性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有两种特殊的形态:一是余象斗独创的“上评+中图+下文”式的“评林体”,一是“李卓吾”评本的“眉批+总评”的形式,此种形态就是后来的李渔、毛宗岗、金圣叹等借鉴和普遍使用的批评样式。可以说,明代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形态多样而又有独创性,对后来的评点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传播推广的营销式评点

“在古代小说传播史上,无论是作者、刊刻者还是读者和评点者,都是将评点作为小说的传播手段加以看待的。”作为小说传播的一种媒介,评点或引导读者阅读,或提高受众的艺术鉴赏力,从而促进了小说在更广阔领域的传播。

小说评点在通俗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功能是促进小说文本的传播。小说评点,包括识语、序、随页式的批语等都成为书坊主在通俗小说传播过程中的营销手段,这与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和商品化、流传的民间性等密切相关。明代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以其强烈的广告意识和传播功能在传播接受过程中激起读者阅读购买欲望,促进小说的传播。

作为广告手段,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主要采用三种营销方式。一是借题词做广告,如余象斗志传本卷首《三国辨》曰:“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朦,不便观览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证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这里正是利用“名公”“批评”“圈点”等来做广告进行宣传。

二是利用封面识语做宣传,如余象斗志传本封面识语曰:“余按三国一书,坊间刊刻较多,差讹错简无数。本堂素知厥弊,更请名家校正、润色、批点,以便海内一览。买者须要认‘献帝即位’为记。余象斗识。”

三是借名人吸引眼球,如明天启年间的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就直接在书名中标榜出自“李卓吾”之手,《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借当时名士汤宾尹之名等。

正是借助以上营销方式,《三国志演义》的读者群体、流传范围得以扩充。可见,建本《三国志演义》评点作为古代小说接受过程的一个环节,提供了一种阐释的文本,“至于它直接切入小说细部的评论角度,主张印象和直观,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小说研究”。因此,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建本《三国志演义》是《三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链条,而附属于正文本的评点在这一经典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接受史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一现象在中国小说史、文化史、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不可复制的。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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