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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的两难抉择

□谢海潮

“深夜撸串自由”本是国人引以为豪的“治安良好”衡量指标之一,“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无疑触犯了这一底线,故连续几日上了热搜榜。

有“意见领袖”说“为唐山现场这位女子想要阻止恶行的天然冲动而感动,也为那位抱住并阻止她的男子同样天然的谨慎而叹息”,并援引苏联影片《解放》一段“为救女卫生员,苏军士兵们全往山上冲,结果死伤惨重”的情节,说明“男人一定要保护女人”。将和平年代与战争时期相比拟,亦是疫情时代人心浮躁的一个写照。

还有人挖出国外一个“男打女”的街头测试视频,来对照此次事件中旁人的反应。老实说,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性,毕竟面对团伙行凶,选择的处理方式远比“一对一”的场景复杂得多。《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一书中有“你会伸出援手吗”一节,讲述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并不是某项研究,而是由美国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一则发生在纽约市的暴力悲剧事件——1964年,年轻女士凯蒂·吉诺维斯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时,遭到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人报了警。

是邻居们漠不关心,没人愿意试着阻止暴力?这一事件同样震惊了当时的全体美国人,同声谴责了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情感淡漠及人类的懦弱本性。这一悲剧也激发了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在达利、拉特内设定的助人行为模型中,大多数人介入某一突发事件前,一般要经历“是否注意到紧急情况的发生”“对是否需要帮助的情境作出判断”“是否愿意承担个人责任”“是否决定将要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否采取了行动”5个步骤。有关旁观者效应的研究,主要还是涉及责任分散、评价恐惧(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这两大问题。

在韩剧《短腿的反击》第4集中,白珍熙因梦游被黑社会追赶,这一桥段就借鉴了教科书式的呼救细则——明确处于危险境地、明确旁观者的责任。面对突发事件,心理学家告诫问题的关键在于:危急时刻,千万不要以为已经有人提供了帮助或者一定会有人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永远像自己是唯一的旁观者一样去行动。在唐山发生的事件中有关旁人的反应,至少有一点还是值得宽慰:事发不到1分钟,即有人拨打报警电话;事发当晚,至少有5人先后报警。

至于责怪旁人没有血性,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还牵涉到法律问题。当前警方“打输住院,打赢坐牢”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而常人一时也无法给突发事件作出准确的专业定性——互殴?见义勇为?即便是个练家子,也无法像电影中的霍元甲那样做到“点到即止”。

“法”与“义”之间的矛盾,历史上就是个两难问题。比如在重清议、重名节的东汉、三国、两晋,有很多法官就选择“舍法取义”,宁愿丢官,也不愿处罚行为合乎经义而不合乎法律的被告。在179年发生的酒泉赵娥为父复仇案中,禄福县官尹嘉不忍心审讯孝女,当场解下印绶,辞职不干了。县尉接理此案,立马派人强制将赵娥押上车送回家,又将此案上报郡守。酒泉郡守刘班、凉州刺史周洪联名向朝廷建议宽免赵娥死罪,不久朝廷就发布大赦,当地官府为赵娥树碑立传,表彰烈女。

当地官员心存善意,赵娥却不肯逃避,说:“仇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狱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贪生以枉官法?”在这起案件中,赵娥的“法治”观念似乎比县长、县尉、郡守、刺史等各级官员还要强。

美国心理学家阿伦森认为“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只有法律规定具体明确,较好地解决“法”与“义”之间的矛盾,执法人员乃至旁观的路人才不必为两难抉择而烦恼。摆脱这一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修法或出台信息更为清晰的解释,才能更好地维护公序良俗,引领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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