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我们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新回答，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孕育的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二个结合”实现的场域，“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早且延续至今的农耕文明传统。历代先民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深切体悟到人虽然是天地万物的中心，但是人的生存与发展须臾不可脱离自然，人与天地万物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由是形成。《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质。《淮南子》讲“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从朴素辩证法的角度提醒我们必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人类正确的行动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环境保护理念和绿色发展信念。与西方国家经历的各种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割裂与对抗不同，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话语陷阱，立足于中国发展的独特视野，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另一幅图景。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传统“天人合一”与现代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是现代生态文明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相融合的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一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承相通。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整体规划，同步推进，走一条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并行发展的道路，不断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为新时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为邦本”到“共同富裕”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我国传统上历朝历代都注重以农立国，百姓是农业生产的最关键要素。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统治者必须承担安民、抚民的责任，形成了民为邦本的社会观念。《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真言。《礼记》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的仁爱哲学。《孟子》和《淮南子》则分别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治国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的运用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穷”，说明现代“共同富裕”理念是“民为邦本”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深刻诠释。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成熟。我国大力推进共同富裕无疑更加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大的道义优势和国力优势。从“民为邦本”迈向“共同富裕”，坚守人民立场，继承民本传统，勇挑重担，守正创新，这些折射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气质，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源头活水。
◆“厚德载物”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悠久深厚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民温和而理性的优秀品格，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树立了礼义廉耻的道德标杆和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秉承厚德载物的道德观，不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强调节用有度，修身为要。《周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理想人格。《孟子》提出了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人生抉择。《论语》提出了“庶之、富之、教之”的治国“三步走”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在中华文明先哲智慧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警醒自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自立自强，强调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性。发展“厚德载物”中的辩证思想，就是要让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实现物质财富上的丰裕，更获得精神财富上的充实，抓住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突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中的重要价值和决定性意义，借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融合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它毫无疑问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精神纽带。
◆“天下为公”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天下为公”的思想源于先秦时期朴素的社会理想和天下观。中华文明在上古史的起源时期，具有明显的“满天星斗”“多元并行”的特点，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分封建国”“多元一体”的格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天下观由此形成并延续不断。《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本体论高度揭示了天下万物共生的本质。《礼记》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天下大同的伟大愿景。《左传》讲“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从治国方略的角度启发我们构建和谐国际关系的方式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而且让世界在中华文明的独特观照中看到了人类未来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天下为公”蕴含的“和平性”价值理论与现代“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人民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自己的勤劳双手，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真心实意地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我们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断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主动战略塑造，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与强大的道义力量。
由此，“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也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生命体增强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