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地区今存综合类方志61种，专志、杂志约100种（郑宝谦《福建省旧方志综录》），文献存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方志不仅反映一方地情，同时也承载大量古代廉洁思想、理论和事迹，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其中的廉洁元素，可为研究古代地方廉洁生态提供一个重要的个例参考，也是传统文化价值现代转换实践路径之一。
群像窥识
廉吏是廉政根基，唯有吏廉，方能政廉。唐太宗特别强调自身廉洁的重要性：“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吴兢《贞观政要》）闽都方志人物传记载录众多廉吏，是古代廉吏群像的缩影。
其一，以不贪为宝。自战国子罕拒绝他人授玉以来，“以不贪为宝”成为古代廉吏的基本特征。戴珊，浮梁人，明成化年间任福建布政使，勤教养、通财赋，方志称其“自奉俭约，无他嗜好，退食惟焚香读书，终任不持闽中一物”（明万历《福州府志》）。于成龙，清康熙间任福建按察使，洁己奉公，一概不受下属赠送之物，清节为天下第一。不少闽籍官员外出为官，亦“毫发不取”。王公大，闽县人，任浙鹾官时，“盐课例有赢金千余，公大却不受”（明万历《福州府志》）。这些官员恪守本心，不为财物所诱，两袖清风，宁静淡泊，充分体现古代廉吏洁身自好的高尚节操。
其二，享孔颜之乐。孔子、颜回皆不为环境所困，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此精神为闽都廉吏所继承。赵明，闽县人，明永乐初擢知上饶县，抵任后悉心民事，“正风俗，革吏弊，均赋役，息盗贼，治声茂著”（清乾隆《福州府志》引《明人物考》）。为政上饶期间，赵明布衣蔬食，日惟二餐，不享口腹之欲，后病逝于任中，下属清点其遗物，仅余白银一两。
陈瑸初为古田令，后擢为福建巡抚。他虽官至高位，但衣食起居等方面仍处于寒酸状态，“草具蔬粝，日啖姜少许”，去世时也仅“一绨袍，覆以布衾而已”（清乾隆《福州府志》引《福建通志》）。许多闽都廉吏不贪图物质享受，更有甚者如陈朝锭“历官二十载，贫不异诸生。时乡居杜门读书，绝迹城市，死而子孙不能自存”（明万历《福州府志》）。闽都廉吏“奉如寒士，疏水粗粝”的物质生活，是古代廉吏重理轻欲、精神豁达的真实写照。
其三，养廉洁家风。闽都官员的廉洁行径，对其家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朱豹，上海人，明嘉靖间知福州，历官有廉声。时廨署有鹧鸪，豹幼子特别喜爱，欲将其据为己有，豹妻见状急忙制止，谆谆教导：“尔父未尝持一毫官物，二鸟亦官物也，可持归耶？”（清乾隆《福州府志》引《闽书》）
不少闽都人士以“清白”传家，廉洁成为其后世子孙恪守的从政准则之一。陈宇，字伯爱，侯官人，五代时知湖州、房州等地，家无金银之器，其自言道：“先世以清白遗子孙，岂惟富不可求，亦所不愿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引宋宝祐《琴川志》）在先辈廉洁为官的影响下，闽都出现不少廉吏家族，较著者如濂江林氏家族、闽县陈氏家族等，留下不少廉风佳话。
方志人物传记经历从无到有，再到细致分类的逐步扩展，记录地方治理向树立典范人物的推进过程。政府通过在方志中大量载录具有类似特征的廉吏传记，高度宣扬廉洁思想，表彰廉洁人物，使得方志成为传统廉洁文化不断传播的重要载体。
“六廉”兼备
我国廉政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周礼·天官冢宰》所述“六廉”：“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所谓“廉吏”，并非只是“清廉”，而是需要具“六廉”于一身。
从历代志书所载内容来看，闽都廉吏自觉以修身齐家为己任。其一，勤恤民隐，造福当地。身为一方父母官，闽都廉吏多怜贫恤苦，改善民生，具体表现在办学兴教、移风易俗、兴修水利、移风易俗等方面。唐珣，华亭人，明成化间以刑部郎中出知福州。唐珣为政以兴学劝农为本务，修葺学宫，增加书院，聘请老师教育本郡子弟；收聚土地，开垦农田，修筑水塘以抵御海潮。不仅如此，唐珣还倡修绿榕、广坑等桥，设置四乡义仓，禁止火葬，“其于便民之事，知无不为”（清乾隆《福州府志》）。
其二，严肃纲纪，不惧权贵。“公生明，廉生威”是一些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也是闽都廉吏为政的基本准则之一。魏必昌，晋江人，北宋时任怀安尉、兴化录事。其为官清廉，无人敢以私事相求。刘克庄以诗赠之：“守法仁人勇，防身处女严。”（《送魏录事》）面对上级的无理要求，一些闽都廉吏不摧眉折腰，笃守本心。闽县人林士元，明正德年间知香山县，时有官员索贿，士元不从，斥声道：“朘民脂以奉上，吾死不为也。”（明正德《福州府志》）
其三，修己慎独，束身自好。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传统伦理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即“修己慎独”。闽都廉吏亦将此视为从政之道根本之一，在实行具体廉政同时，还注意从道德层面自觉践履“廉德”。祁顺，东莞人，任福建右布政。祁顺积劳成疾，临终之际朝廷赠赢金数千，其拒而不纳，更告诫家人勿受：“苟或人言，玷我名节，我死不瞑目矣。”（明正德《福州府志》）
一些廉吏还提出具体为官之道，客观构建古代“廉政”理论。潘府，明成化谒选得长乐知县，提出“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引《明史》）。潘府将“为官以廉”作为从政的边界和依循，可规劝后世官吏行迹，整肃贪腐不良风气。
中国传统对“廉洁”的设计包含个人节操、施政实践两大方面的规范，在此伦理文化滋养下，廉吏们在保持高尚人格的同时，还积极治理国家或管理地方事务，但“六廉”之道高度抽象化，而方志载录廉吏事迹则将此具体化，并结合儒家政治理想，从文本层面构建当地廉洁文化。
公私同构
古代对“廉吏”的介绍主要围绕清、公、勤、慎四个方面展开，这构成传统中国官僚集团大力倡导的官德模式，渐渐成为评价官员德行的标准（胡兰《正史〈循吏列传〉立传标准探析》）。统治者在舆论上宣扬廉政之风，在实政中亦将清廉定为检核官吏政绩指标之一。国家权力的塑造力量逐渐介入，但凡有政治抱负的士人必定奉行廉政。
方志主为“资治、存史、教化”，受此学理性质使然，其在纂修过程中会将那些具有“资治”“教化”史料纳入视野范围。南宋后，方志逐渐在人物志专设“名宦”“循吏”等载录当地廉吏，廉洁元素自水到渠成以传记、诗文、逸事等形态置入其中。同时，历代相承的志书致力于国家视野下的文化整合，这也使得方志“廉洁”文化不断得以修正与积累。
除了官方约定俗成的标准外，方志纂修者的个人选择也影响方志“廉洁”文化的塑造。从历代志书的修纂者来看，多具有传播廉洁道德理念的价值引领，如谢肇淛主纂明万历《永福县志》，卷二“官师”对历来永福知县、县丞等做一辑录，但内容多限于人名及籍贯，仅部分官吏载有事迹，而这些宦迹多属“操守廉洁，理治勤敏”之事，显然是谢氏有意为之。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在儒家治理模式下，“廉洁”“廉政”成为士人最为看重的地方仕宦成就之一。
国家权力、个人选择贯穿整个方志“廉洁”文化的形塑，受此影响，大量载录“廉洁”文化元素成为方志纂修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