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和的船队抵达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之前，有一名西非阿拉伯人不仅历经艰辛成功踏上中国大地，而且还将他约半年的中国游历记录在其游记之中。这个人便是著名的摩洛哥柏柏尔人、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以印度德里苏丹使节的身份沿海上“丝绸之路”到中国，先后游历刺桐（泉州）、隋尼克兰（广州）、汗沙（杭州）等地。
他对元代中国南方社会的繁荣、进步和稳定非常赞赏。虽然白图泰声称他还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去了元大都（北京），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他关于中国北方特别是大都的叙说都是据传闻的。
白图泰到中国游历完全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历史性机遇。1342年（元顺帝至正二年），元朝遣使至德里与印度通好。德里苏丹命令正在游历其国的白图泰率团随同元朝使团回访中国。元朝使团一行从印度西南海岸古里（科泽科德）登船，启航后不久便遭遇风暴。白图泰因未及登船而幸免于难，但失去随员和礼品，无法回苏丹处复命，遂游历马尔代夫等地，后从朋加剌（孟加拉）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至苏木都剌（苏门答腊）、爪哇，北上航海至元朝南方主要港口泉州——“离开塔瓦利西时，正赶上顺风，船借风力，海行十七日便到达中国”。他在泉州很幸运地遇见从海难中死里逃生的元朝使臣。元朝使臣协助他通过地方官向朝廷奏报。他在候旨期间南下游历广州。回到泉州后，奉旨北上。到达杭州后不久便折回泉州，乘船西还。
作为一名西非阿拉伯人，白图泰对从未去过的东方异域大国的一切都深感特别新奇与尤为惊讶。他不仅交口称赞“中国地区辽阔，资源丰富，各种五谷、水果、金银矿产，都是世界各地所不能与它相比拟的”，而且还直呼中国有着“世界上房舍最美好的地区，全境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皆是花园、村落和田禾”。这固然有初来乍到的惊喜连连、别样的自然风貌、不同的文化冲击和以偏概全之味，但是确实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元代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一片繁华的景象。
13世纪—14世纪，经过蒙元帝国的西征和南伐，亚欧大陆首次被连接成一个整体，海上、陆路“丝绸之路”全面拓通，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西北内陆和东南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开放格局。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元代海外贸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地位。
在白图泰的眼中，泉州港是这样的：“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中国其他城市和印度地区都没有油橄榄，但该城的名称却是刺桐。这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这很像我国希哲洛玛赛城的情况一样。”
人口大国必须有发达的农业支撑国家发展。白图泰高度评价当时元朝发达的农业：“摩洛哥出产的水果，中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更加香甜。小麦在中国也很多，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品种。黄扁豆、豌豆亦皆如此。”他还提到“中国的鸡很肥大”，以至一只母鸡“烹煮时一锅竟盛不下，只得分两锅煮”。
白图泰对当时中国的手工业表示非常钦佩。在杭州期间，他看到有很多制造场，规模很大，每一名师傅都带有三四名徒工。他发现中国的金银器皿、竹器、漆器制作极为精巧，而丝绸和瓷器更堪称一绝。他在游记中说：“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隋尼克兰制造。系取用当地山中的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其法是加上一种石块，加火烧制三日，以后泼上冷水，全部化为碎土，再使其发酵，上者发酵一整月，但亦不可超过一月；次者发酵十天。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价廉，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
中国的丝绸极多，价钱不贵，“一件布衣可换绸衣多件”。白图泰看到驰名中外的刺桐缎。他在游记中说：“中国国王送给苏丹花缎五百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织造，百匹系在汗沙织造。”刺桐缎被元朝皇帝作为馈赠外国元首的高级礼品。
南方“丝绸之路”需要发达的造船业。当时刺桐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造船业水平之高令白图泰非常着迷。他说中国的船分三类——大的称艟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他说刺桐和隋尼克兰制造的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是用藤篾编织的，其状如席”，大船上有水手600名，战士400名。“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而且还能“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以供应远路航海者所需的维生素及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元朝比较提倡商业，并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纸币流通制度。白图泰在游记中说：“中国人交易时不用金银硬币。他们把得到的硬币，如上所述铸成锭块。他们交易时却使用一种纸币，每纸大如手掌，盖有苏丹（皇帝）的印玺。如该张纸币旧烂，持币人可去像我国的造币局一样的机构，免费调换新纸币，因局内主管人员都由苏丹发给薪俸。该局由苏丹派一大长官主持。如有人携带金银硬币去市上买东西，则无人接受。”
元代的商业发展与商品流通、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因此店业发达和治安措施到位。白图泰在游记中说：“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因他们的安排是每一投宿处都设有旅店，有官吏率一批骑步兵驻扎。傍晚或天黑后，官吏率录事来旅店，登记旅客姓名，加盖印章后店门关闭。翌日天明后官吏率录事来旅店，逐一点名查对，并缮具详细报告，派人送往下站，当由下站官吏开具单据证明全体人员到达。如不照此办理，则应对旅客的安全负责。中国各旅站皆如此办理，自隋尼克兰至汗沙城各旅站亦皆如此。此种旅店内供应旅行者所需的干粮，特别是鸡和米饭。至于绵羊，他们这里较少。”
在白图泰返回故乡后的1356年，摩洛哥苏丹命其秘书伊本·朱赞将他的旅行见闻用阿拉伯文记录成书，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巨著被誉为中世纪史上最有名的游记之一，后被陆续译为几十种文字。它对当时中国的描述准确、翔实，对加深中阿、中非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增进中非、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