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王韬四十周岁，正是不惑之年，此时他在苏格兰协助理雅各译书，又被邀至牛津大学用中文演讲，论中西“道”之异同。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一件事。王韬主张“融会贯通而使之同”“中西合一”的文化观、世界观，对闽人后进陈季同、严复、辜鸿铭等影响深远。

王韬对自己西传中学如此自信，根本原因在于他有良好的中学根蒂，并对西学有包容的胸襟。王韬的文化自信，还源于他重视对西人的演讲技巧，关注异国听众对他演讲的反应。他专门指出自己对爱丁堡听众吟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亢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牛津听众对他演讲的反应，“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诸问者俱为首肯”。这些句子足以表明他对讲好中国故事、西传中学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从英国归来后，王韬更花大力气办报办学，推动西学东渐，力促国人“明洋务”以“自强”。他在《变法自强》一文中指出：有人认为“西法不足效”，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得“西法”之要领，“西法”必不为此代为受过。他认为“洋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技”，如“舟坚炮利，器巧算精”之类，而应该学西人“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

因此，王韬认为学习西法的根本依然在于正人心，这与孔孟之道的要求是一致的。他说，“本根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必先以士先”，“风俗厚，人心正”，则“西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

王韬身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期的中国，他没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看的西方世界正蒸蒸日上，中国正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然而，他依然发自内心对中西之“道”走向“大同”充满自信，并以此自信呼吁、引领中国社会顺应世界潮流，变法自强。他的作为深刻影响了后其一辈的维新名士，如同为福建籍的陈季同、严复和辜鸿铭，他们像王韬一样，通过演讲、译著、办学、办报来推动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交融。

陈季同长住欧洲达16年之久，是晚清对欧洲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外交官。他是一个对生活、对世界充满热情的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主张中西一家、推动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者。他在著作中反复陈述“天下一家”的思想：“在这里（指卢浮宫），我看到过去曾被敬仰的所有偶像，今天都成为世界人民的笑料。……我忽然理解了国家之间的互相吞并有多么愚蠢。国家注定都要在战争中消失。为了避免毁灭的命运，只有一个办法，即相互理解、筹划和平而不是准备战争，让安宁和幸福统治整个和谐的地球。”

辜鸿铭在东南亚和英国成长，从小受英式教育，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以及欧洲大陆的名校，直到1880年在新加坡与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马建忠（李鸿章幕僚）会晤后，辜鸿铭才毅然回到中国，成为张之洞处理外交事务的幕僚。

在西洋生长的辜鸿铭对中国孔孟之道情有独钟，和王韬一样，他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儒学、儒教、儒道，英译了《论语》《中庸》等。他凭借自己精通多种语言的天赋，宣扬孔孟之道等中国文明，批评欧美文明的某些“堕落”和“沉沦”；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让中国人了解英美正在“推进良治和文明的事业”，想“把所有善良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呼吁在一起”，促使亚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上大多数的民众能够生活在“和平与秩序”中。

通过翻译宣扬西学，严复成为誉重近现代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和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一样，严复非常重视法律习俗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指出：晚近三百多年来，世界已经进入“舟车日通”、彼此开放交往的时代，各国“礼俗宗教”应该顺应“天下公理”，顺应“人性所大同”，否则“皆岌岌乎有不终日之势矣”。

无论对中学，还是西学，严复的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他虽然激烈批判以程朱理学为教条的科举制度，但他对朱熹的道德、文章、事功及其“格致”论是推崇的；他虽然对王阳明“心外无物”的理念予以批评，但对其悲天悯人、济世救民的勇毅和担当同样由衷地赞誉和肯定。在他看来，无论朱子还是王阳明，其精神操守都堪称“士人”的永恒典范，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精神自由的中国学人之典型。

严复毕生用“自由”理念启蒙国人。1903年，他在翻译《群己权界论》的凡例中指出：“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盖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为圣贤，亦未有倍此而终不败者也。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

在严复看来，如果没有“自由”这一理念作为社会的基础，那么“仁勇智术，忠孝节廉”等儒家倡导的美好理念都将成为无根之木，一定开不出好花，结不出好果。正是在对“自由”的提倡和持守上，在对“格物致知”“纲常伦纪”和“知行合一”的倡导和实践上，严复会通了中学和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独特的非凡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