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建各府、州、县普遍设学。按制，府学设教授1名、训导4名，州学设学正1名、训导3名，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若以明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的稳定建置而言，福建共有8个府学、1个州学、57个县学。那么，额定的各类教官达215人，扣除个别裁革人数，亦在200人之谱。
其中，教授官阶从九品，月俸米五石（皆为流内官中最低），学正、教谕及训导均为未入流，月俸米大约二石。然而“师儒职虽卑下而道则尊”（《罪惟录·学校志》），加之朝廷慎选学行兼优的人才，并厉行严密切实的考核，明代福建有不少教官出身举人甚至进士，他们不仅恪尽职责、勤于学政，而且胸怀家国、乐于担当，在地方政治、文教以及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考”指挥棒下纠空疏之风
就其职责而言，明代教官既受上级主管（即提学官）的领导，又受本府州县主官（即提调官）的管辖，“凡学政遵卧碑，咸听于提学宪臣提调，府听于府，州听于州，县听于县”（《明史·职官四》）。
但由于身处庠序，与生员朝夕相处，教官乃明代教育管理体系的具体执行层，掌管学校一切政务。举凡生员的录取、教学、祭祀、考课、补增、补廪、奖惩、黜陟、充贡、应举，以及校舍修建、膳食供应等方方面面学政事宜，皆其职责所在。
细检福建方志中的《名宦传》以及教官家乡方志中的《乡贤传》，评语多从热爱教职、博学广识、严整学风、勤于训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方面，开列其在任教期间的作为与贡献。如蔡智，宣德宁德训导，“立教条，严考课，随才质而程督之”（清乾隆《宁德县志》）。夏汝砺，嘉靖南平教谕，“其待诸生也，有过即饬之，能改即遇之”（清顺治《延平府志》）。
值得一提的是，迄至明中晚期，在以科举为导向，学校教育普遍追求“举人及数”，教官考核“以举人有无多寡为黜陟”的大环境下（《明英宗实录》），福建教官不唯生员举业功课的提高而着眼整体素质的发展，在强调时文制艺的同时，亦注重生员的品行修养。如赵智，成化归化教谕，“始则教以进退揖逊，次则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然后授经讲读，课试文艺”（明嘉靖《汀州府志》）。林丛，万历同安训导，“每勖诸生以敦本励行为先”（清乾隆《泉州府志》）。
更加可贵的是，福建教官注意身教，“每论至忠孝大义，击节不已，率身先士”（《闽书》）。教官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对生员思想品质有很大影响。坚守情操、刚直不阿者如蔡宗兖，正德兴化教授，反复申谕诸生崇尚气节，在学堂之内不行官场跪拜之礼，并身体力行之，以为榜样。据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一次，御史至儒学视察，宗兖领诸生长揖而不跪。御史盛怒，欲辱之。宗兖不畏权贵，依然我故，力复古道，受到时人广泛称颂。
其他以安贫乐道、轻财好义等先贤之道修己正身、为人表率者更不胜枚举。如蒋蒙，嘉靖建阳教谕，“食仅脱粟，衣敝不堪。所入俸钱悉以周贫乏，给丧葬。卒于官，箧无余赀，丧不能归，闻者悼之”（清咸丰《琼山县志》）。林腾鹄，万历福宁训导，“诸生修脯，一切却之。捐俸资士，不足则继以家人钗钏”（清乾隆《福宁府志》）。为资助贫生学业和学校运转，这些教官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甚至捐献家人财物，以至生活困厄，贫死异乡，不得归葬。
强调经世致用之学，是晚明福建教官的又一突出特点。明朝对于学校教学内容的要求比较全面，包括“经”“史”“律”“诰”“礼仪”“射”“书”“数”等，旨在培养经世治国、戡乱安邦之才。但由于科举制度日益盛行，许多生员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四书》、本经之外的书毫不关注，形成一股崇尚儒学、鄙视其他学问之风，为害甚烈。鉴此，福建一些颇具远见的教官以治事为急务、以救世为己任，进行了崇实学、黜浮华的某些努力。
据《闽书》记载，永乐年间，长乐教谕孙大雅“学以实践，不屑章句”，清流教谕方珏“以去浮尚实为弟子师”。迄至嘉靖年间，著名清官海瑞在福建教官任上制定“日课条例”，规定酌量安排“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诸生，将关系国计民生之边防、水利等事，“每月约讨论一二”（《海瑞集·条例·教约》），对于纠正当时空疏之风有积极作用。
学政修举，则人才辈出。由于重德行、修举业、崇实学，明代福建在人才培养上成效斐然，为国家治理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据研究，明代福建科举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诸如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人数等皆为全国第一。这一大批获得科举功名的士人大多来自各府、州、县学，由各级官学培养，他们大多数都走上仕途并卓有治绩。
其他与科举入仕无缘者，则广泛利用教读、行医、经商等平台，融入劳动者阶层，为各行各业发展作出贡献。
学政内外“亦官亦师”双肩挑
“推其善教，施于有政”（清道光《晋江县志》），是明代福建教官于学政之外的重要活动。明代府州县主官及其副职佐贰官，作为一府一州一县之“父母官”，掌一府一州一县之政，不可阙员。按《明会典》规定：一旦留有空缺，则由上级另派他人署理其事，署理者官衔可高可低，权责一如主官。
教官具有“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虽秩卑俸薄，然心怀苍生，学明行修，因此较其他属官、杂官之流，更受人们尊敬，而常被超擢补缺。由于朝廷明确要求地方官学教师应关心时事，通晓民情，福建教官平日“殚心课士，暇则旁观世务。凡田赋户口之盈缩，徭役讼狱之轻重，风谣俗尚之美恶，山陬海噬之欣戚，靡不究心以备经济”（清嘉庆《惠安县志》），故临危受命，署政摄篆，往往能得心应手，勤廉务实。
从事迹内容看，其惠政包括治农桑、辟田畴、修水利、蠲租税、兴学校、崇祭祀、毁淫祠、决狱讼、济贫弱、御敌寇等，从不同角度兴利厘弊，惩恶扬善，为维护地方稳定、发展经济、安养百姓和移风易俗贡献良多。
襄助官府，弥补缺位，是中国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古代，朝廷设官治民一般止于州县，官府行政能力十分有限。明代福建教官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念，广泛参与地方各种公共事务。方志中有关教官修桥铺路、赈灾济民的记载十分常见。尤其令人感佩景仰的是，一些教官铮铮风骨、凛凛正气，敢于慷慨直言、犯颜进谏，实为后世楷模。
据《闽书》记载，宣德年间长汀教谕陈宗敬“上书言通钞法”，弘治年间上杭训导袁庆云“陈利弊六事于都御史”，这些堪称感时忧国、为民请命的有为之举，在不同程度上都减轻了民间的疾苦。还有一些教官不畏牺牲，在危机时刻，常能爆发出特殊的勇气和力量，出面带头保护地方安全。如明中后期福建倭患严重，福安教谕程箕、训导谢君锡和莆田训导卢尧佐等挺身而出，组织民间武装坚持抵抗，直至城陷遇害，壮烈牺牲。
教化行而风俗美，教官是明朝推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力量。以“乡饮酒礼”为例，这是一项以学校为基点，由官学师生担任主要工作人员，通过敬老宾贤示范带动全社会的教化礼仪活动。终明之世，乡饮酒礼在福建各学都得到较好贯彻。直至明中后期，在社会的巨大变迁和转型中，仍有不少教官在努力坚持。如嘉靖南平教谕海瑞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力矫礼仪错讹、宾介冒滥、举废无常等时弊，以保证乡饮酒礼规范有序进行。
明代非常重视旌表事例，明确要求各地教官参与其中。因此，为弘扬忠孝节义，教官往往还承担着申请旌表之职责，对所谓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节妇、烈女等各种“道德标兵”进行咨访、查核和保举。如宣德建宁教授彭勖“尝上书请修朱文公故宅，令有司以春秋祭其家庙，教其子孙，蠲其徭役”（《闽书》）。嘉靖福宁学正许士经“朱节妇顾氏没七年矣，无能举其节者，经为请于当道，立碑表之”（清乾隆《福宁府志》）。此其荦荦大者，对于促进民众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实现朝廷权威和意志向基层民间有效渗透，进而达到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启迪学生、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明代福建教官多著书立说，以阐述自己的学术思考、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据清乾隆《福宁府志》记载，弘治福宁学正闵鹗“著有《福宁乡贤传》《困斋集》”。洪武福宁训导蒋悌生“著《五经蠡测》五卷，行于世。词义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嘉靖福安训导缪冕“撰《师圣贤》《克己私》《戒嗜欲》《务谦勤》四诗，以授诸生”。教官们饱读诗书，所善弥多，诸如理学、政论、史论、诗文、笔记、随笔、杂记等，皆能笔墨酣畅，析理透辟，议论剀切，文质兼美。
官方刻书和方志编纂，也是教官施展才华的重要平台。明代福建常有刻书盛举，官方刊刻的大部头书籍，工作量十分庞大，通常需要学校配合，共襄其事。据《书林清话·附书林馀话》所记，明代福建官刻本《五经四书》即由师生参与校雠，从而极大保证了刻书的质量。而编纂方志更是地方文化的盛典，教官视之为无上荣誉，并投入极大热情，为保存乡邦文献做了大量工作。
当一地启动方志编纂时，教官经常被委任为总纂、分纂，担纲主要角色。如贾暹，成化寿宁教谕，“尝纂修《八闽通志》，为人传诵”（清乾隆《福宁府志》）。何海，弘治沙县教谕，“知府孙衍嘉其文行，征修郡志”（清顺治《延平府志》）。凌翰，嘉靖泰宁教谕，“撰《泰宁志》，多驳正前误，邑人称之”（清乾隆《邵武府志》）。
山水之景，引人遐思；文人风流，自古而然。在春日和煦之时，各学教官往往邀约挚友，共游山水之间，吟诗赋曲，畅怀豪情。如洪武建宁训导徐达左“好山水，时时历览武夷阙里间”（《闽书》）。永乐将乐训导林鸿“磊落不羁，常傲睨烟云以自适。尤好吟咏，凡所见闻，率于诗发之，有唐人风致。有《鸣盛集》”（清顺治《延平府志》）。万历永安教谕黄豹“每过邓栟榈、林三泉、罗纹山诸祠，辄洒酒赋诗，流连若有宿契”（清顺治《延平府志》）。
这既增添了教官的闲暇之乐，又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杰作佳句。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