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方言是由多来源的移民和多层次的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而形成和演变的，这是学界的共识。作为闽方言中重要的一种，闽南话同其他闽方言一样，因保存了上古音和上古词，而具有保守、存古的一面，也因其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各种语言、文化的影响而体现出发展、包容的一面。

清政府于1684年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布政使司，自此漳州府和泉州府输出大批移民迁入台湾。大量的漳泉移民势必伴随着语言的融合，17、18世纪的台湾由此形成了“漳泉滥”。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被迫成为通商口岸，此时周围漳泉人口涌入，漳泉腔发生混合，结果产生了厦门话。从混合语的来源来看，二者均来源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混合，即“漳泉滥”。这也就解释了人们一般的语感，即厦门闽南话和台湾闽南话沟通起来差异最小。

除了跨过台湾海峡以外，闽南人也带着方言和文化向福建省外移民。明清之际，漳泉地区闽南人向北进入浙江温州一带，至今这些移民的后裔仍主要居住在浙南，讲浙南闽语。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闽南话是由闽南移民从莆田开始向南传至粤东潮汕地区和雷琼地区的。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潮汕、海南地区的闽语和莆仙方言还共有一部分特征词，例如床、沸水、白肉和乌肉等。北宋前，莆田曾先后属福州和泉州管辖，北宋后从泉州府划分出来，因此宋元时期莆田话和泉州话并无明显差异。据史料记载，包括潮汕在内的潮雷琼地区户口在唐代时落后于漳泉人口的数量，然而到元明时期，前者已经远远超过了后者，可见南下的移民使得潮雷琼地区人口迅速增长。

明代由于禁海令的颁发，以海为生的闽南人为了维系生计便勇闯南洋谋生。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云：“……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明代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在提到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自16世纪末期从广东、福建招募华工时云：“华人多诣吕宋，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生活，渐至数万。”

闽南话也伴随着下南洋的移民被带入了东南亚各国，包括现在的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并逐渐形成了海外的闽南话区。由于这些闽南移民的来源多样，海外闽南话区呈现了一定的区域性特征，其内部的闽南话差异较少，具有融合一致的特征，同时也受到了外族语言的一些影响。这一点可以陈晓锦调查的马来西亚新山市的潮州话和周长楫、周清海描述的新加坡闽南话为证。

在南洋的闽南移民也并非仅说母语闽南话。在和本地原住民通商通婚等互动活动中，不少人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例如他加禄语、马来语和印尼语等。与双语或多语现象密切相关的是闽南话和当地语言出现了借贷现象，主要体现在借词上。

根据李如龙的研究，闽南话就有100多条马来语借词，例如实叻、巴刹、五骹架、镭、朱律、加贝、加喇、阿铅板、十笔仔等。语言借贷并不一定是单向的，马来语也有200多条闽南话借词，例如我、汝、公、哥、叔、婶、侨胞、新客、唐山、豆腐、米粉、面线、杂菜、龟、馃等。在这些借词中，部分是常用的核心词甚至是基本词。这种程度的词汇借贷是南洋闽南话和马来语发生深度接触的显著证据，也是闽南话与本地语言平等地位的体现。

自宋元起，闽南方言与文化逐渐走向鼎盛。到大约100年前，闽南戏曲戏剧等民间艺术遍布各城镇、乡村以及海外。定居南洋的闽南人自称“唐人”，他们讲究祖先血缘，除养家外，还常常返回家乡，兴建宗祠、办学铺路、建设家乡的贡献不胜枚举，不认祖宗的被责为“番猪”。清代中叶之后闽粤的侨批业密布，侨汇川流不息，这在其他地区是罕见的。

闽南人向海为生，他们敢于乘风破浪、勇闯天南海北的精神被称为“海洋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既顽强又包容，顽强体现在闽南人在他乡仍能保留自己的母语和故土的习俗，包容体现在异乡闽南人与当地人和平共处，对当地文化习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