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研究成果丰硕，而鲜有对清末民初《宣言》的碎片化汉译（包括片语式摘译、章节式节译、解读式释译、译述等）及其影响与价值的综合梳理。这些“碎片化汉译”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星星之火，应还原其历史面貌。
清末时期传教士的片语式摘译 来华传教士的使命是所谓的“以基督教义化迂腐之民”。1878年，在《西国近事汇编·光绪四年卷二》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口述、蔡锡龄笔述，首次译介共产主义与《宣言》的部分思想。
译者所事的江南制造局编译馆是洋务派发起的官办机构，主观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将“Communist Party”译为“康密尼人乱党”，但客观上给几乎“密不透风”的封建帝国输入国际共产运动的“革命风声”。
1899年，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以《大同学》为题，连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英国传教士本杰明·颉德著《社会进化》。其中首现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名，并摘译了《宣言》中部分语句。《大同学》将“社会主义”（socialism）译为“安民新学”“养民（策）”，以求与中国传统的安民思想、大同思想趋同。
《宣言》在中国的星点传播肇始于清末英美两国传教士的片语式摘译，其主观意图“是给基督教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油彩”，但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宣言》走进国人视野。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段落式摘译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众多西方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1902年10月，《新民丛报》第18号刊发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首次将“Socialism”译为“社会主义”，反映了从安民、大同到社会主义的认知跨越。
1903年2月，广智书局出版赵必振译、福田准造著《近世社会主义》，摘译《宣言》尾段，首次译出“共产的革命”。同年10月，东京“浙江潮”编辑所出版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释译1888年英文版《宣言》中阶级斗争语句，并摘译“序言”中“经济学思想”段落。译者将《宣言》译为《共产党宣言书》，由此“共产党宣言”译语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资产阶级改良派译介《宣言》片段，以推维新思想之名，行君主立宪之实，偿政治改良之愿。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宣言》的段落式摘译，是为其建立民主共和国终极理想服务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为阵地，批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保皇思想。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叶夏声等陆续撰文，摘译《宣言》。1905年11月，孙中山的股肱耳目朱执信化名“蛰伸”，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国内第一次分星擘两《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及历史意义。他参考日译本，主要摘译“十大纲领”。为便于读者理解，他以释义手法，胪陈“相续权”等术语。比较日中译本，可见朱译并未生搬硬套日语词语，而是根据中文表达习惯“择优录取”，采用归化译法。“公益事业”译为“公共事业”，“累進率の所得稅”译为“累进税”。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译介虽然对阶级斗争观点持肯定态度，批判资产阶级改良派，但否认唯物史观，否定阶级革命，倡导阶级调和。
无政府派的章节式节译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义之一境”。据此，《宣言》成为他们实现无政府状态的理论依据之一。
1907年12月，《天义报》刊载无政府主义者何震署名“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附录摘译《宣言》中涉及婚姻制度的段落。翌年1月至2月，刘师培作序，民鸣以1906年幸德秋水与堺利彦的日译本为底本，先后节译《宣言》的“序言”与“第一章”，载于《民报》15~19号。民译与日译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方面，受当时强势日本文化影响，民译直接借用“和制汉语”，如“急進党”“労働者”等术语；另一方面，“在朝の政敌”改译为“在朝政党”，折射出马克思主义译介的本土化趋势。
无政府主义者的节译揭开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对立的遮羞布，但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只是“半面社会主义”，《宣言》的译介旨在为其政治需要服务。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主义者的章节式节译 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帝制，民主之政体、共和之思想成为民心所向。民国初年，《新世界》《民生日报》等进步刊物纷纷译介《宣言》及其思想。
1912年6月，王缁尘、朱执信化名“煮尘重治”“势伸”于《新世界》第二期解读式译述《社会主义马尔克之学说》，概述马克思生平，片语式摘译、编译、译述“阶级斗争”学说，又以“按”的形式，释译“十大纲领”。混合译法的使用有利于译者针砭时弊，揭开资本主义的恶疮，初步阐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阶级斗争。该文与朱执信1905年的译文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视为扩展版。
9月，以“民生主义”为宗旨的《民生日报》七次连载陈振飞译的《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完整再现《宣言》第一章。译文文白夹杂，总体上准确性更高，无奈《民生日报》只是地方刊物，受众群体有限，因此陈译并未引起应有的社会关注。
陈译是继民译后的第二个章节式节译的完整译本，对研究辛亥革命史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学术价值举足轻重，但传播范围仍囿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社会影响力，是《宣言》译介的过渡阶段。
五四时期国民党人的段落式摘译 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百花齐放，《宣言》这朵“奇葩”也深深吸引着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
早在1895年10月，孙中山旅居伦敦期间，就与马克思主义结缘。他时常造访大英博物馆，研读《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并不时“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宣言》”。此后，又多次在不同场合或在其著作中盛赞：“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1919年12月，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为“探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选择性摘译唯物史观段落内容，论证了“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内在统一性。
1920年，林云陔的《阶级斗争之研究》摘译《宣言〈序〉》段落，深入探讨阶级斗争学说，突出“阶级斗争者起于私有财产之存在，终于私有财产之破灭”的论断。
国民党接纳阶级斗争观，但却偏狭于其中的“经济学说”，对“政治理论”三缄其口。孙中山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量齐观，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胡汉民将唯物史观与“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画等号。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先行者的段落式摘译 1889年，列宁把德文版《宣言》译为俄文，1917年推出《国家与革命》，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宣言》的光芒，他既是翻译与传播《宣言》的拓荒者，又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实践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身先士卒，着手译介《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在庆祝欧战胜利的演讲中应用《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剖析一战。次年4月，成舍我在《每周评论》段落式摘译《宣言》第二章最后几段文字以及十大纲领，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译文与按语皆为白话文，更通俗易懂。5月，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译者选择性摘译《宣言》尾段，译文已非常接近白话文体，如“……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是一条铁链。劳动者所得到的东西，是全世界。愿我万国劳动者，团结毋怠”。同月，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发表，选择性摘译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相关内容，译文与今译已无太大差别。
1918年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曾赠予陈独秀《宣言》英译本。1920年，《新青年》登载陈独秀的《谈政治》，该文直接摘译《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语句；文末又释译了“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七段的语句。6月28日，陈独秀收到由俞秀松转交的陈望道《宣言》全译手稿，着手校阅。11月，陈独秀等参照陈译，起草了以《宣言》为理论内核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陈望道《宣言》全译本问世之前，《宣言》的“碎片化”汉译可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涓涓细流，其历史地位不容否定。
清末民初《宣言》“碎片化”汉译的特点 从无至有，译介《宣言》者由寡而众，政治立场不一，主观动机不同。
英美传教士一方面为传教而不敢“犯上作乱”，因而译介西方共产党和《宣言》点滴内容，直接以“乱党”污名化；另一方面，“乱党”之说给国人带来某种“革命”思维。
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国民党等译介《宣言》，均未真正接受、理解《宣言》的核心思想与内容，更未自觉以此为革命指南，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针对旧中国的沉疴积弊，推进《宣言》的中国化时代化汉译，“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将之“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深思如何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从汉译内容和方法看，《宣言》从片语式摘译关键术语概念到段落式摘译核心语段再到章节式节译，间或辅以解读式释译或译述等方法，汉译群体各取所需，建构符合其思想主张、政治立场的译介内容。从德文转译至日文、英文，文言文到半文言文再到白话文，语言表达从西方到中国转变，由近代向现代过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但难免存在译者群体的认知与时代局限性。
从汉译媒介看，借助书籍、报纸、杂志、演讲等有效载体，《宣言》的传播从点切入，由点到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渐成星火燎原之势。汉译群体中有专业译员，也有未经专业学习与训练的个人与团体，因此译文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也存在些许错译、误译和漏译。
清末民初的《宣言》汉译使得“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欧洲“游荡”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序幕徐徐拉开，觉醒一代开始“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思想，思考和解决当时的中国现实问题，逐步迈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轨道。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