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厦门市同安区在宋代是福建路泉州下辖的同安县。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朱熹出任同安县主簿兼主县学。正式任职时间为三年，因代任者未至，直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才四考满罢归。同安是朱熹进士及第后的首仕地，他以极大热忱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此见诸实践。

同安县学始建于五代末，虽然历史悠久，但至朱熹到任时，县学已经衰败不堪：一是学校内部场所不完整，而且命名随意、功能错乱；二是教员数量少，一人兼多职，无法专意教学；三是学规学制不立，学生晨起入学，未及中午就散去，学生学习不追求义理只专意科举；四是图书不藏，县学已经88年未更新藏书，朱熹到任时只剩下一筐官书，没有藏书编目，随意摆放，残缺脱落。

朱熹到任后，首先是完善县学场所，更县学四斋名，明确各斋职能，建教思堂作为师生交流读书心得的地方，建经史阁作为藏书之所，建苏颂祠把当地乡贤树立为师生学习的榜样。其次是补充学校教员，寻访在当地有学识和声望的贤士徐应中、王宾、柯翰等人，并向县府申请徐应中、王宾为县学宾客，举柯翰为县学直学。三是确立学规学制，先后发布《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增修讲问之法，引导学生不要为了科举而被动学习，而是要主动探求义理之学。颁布《补试牓谕》《策试牓谕》，亲自主持策问来遴选县学弟子员。发布《屏弟子员告先圣文》，将不合格或者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学生坚决开除以儆效尤。四是增加县学藏书，整理县学原残存可读的图书六种，凡一百九十一卷，为其重新装订编目。征募民间藏书二种三十六卷，将其重新装补成若干卷。向福建安抚使方滋写信，求得书籍一千余卷。

朱熹到同安任后，发现当时礼仪制度的执行存在上下脱节的情况，看到由于朝廷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内容庞杂、自相矛盾、疏略不备等原因，难以被地方官府和民间接受，当地的释奠仪存在祭器样式不一、礼节不规范、祭服不统一等问题，而普通老百姓更是不知礼仪，特别是婚俗野蛮粗暴。朱熹在后来颁布的《申严婚礼状》中强调：“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

针对这些情况，朱熹首先考订释奠礼。他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画成仪礼、器用、衣服等图，让执事、学生朝夕观览，避免其临事出错。后来，朱熹在南康、漳州、长沙等地担任官职时，对在同安考订的释奠仪不断进行完善，并颁布执行，终形成《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由中央政府以政文的形式向全国颁布，成为各州县举行释奠仪的规范手册。其次是申严婚礼。针对禁止落后婚俗后，百姓结婚无程式可循的情况，朱熹向州府申请，把《政和五礼新仪》中的“士庶婚娶仪式”单列出来颁行，让百姓遵照执行。三是推广普及礼仪。针对当时朝廷礼仪难以向民间普及的情况，朱熹计划编撰适合州县官民的礼仪规范，并为之取名《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

弟子黄榦在《朱熹行状》中说，朱熹在同安“职兼县学，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学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朱熹在同安的弟子中，现有记载可查的有柯翰、许升、陈齐仲、徐元聘、许衍、王力行、许景阳、曾秘等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有向朱熹问学的书信或记录朱熹的语录存世，从中可以窥见朱熹早年的学术思想动向。

不仅如此，朱熹在同安以及离开同安后，吸引了大量同安周边地区的向学之士前来问学。清人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八《朱子泉州门人并交友》中列举了永春人陈易，惠安人刘镜、黄岩孙，晋江人杨至、杨履正、高禾、林峦，南安人李亢宗、黄谦等一大批弟子，为此李清馥说：“朱子临莅同安，阐明圣学，崇奖名教，泉之学士斌斌向风矣。”

朱熹在同安兴授徒讲学之风，使朱子后学在同安一直延绵不断，如吕大圭少师事陈淳门人王昭，复得文公道学之传，而丘葵又亲炙吕大圭之门。后来，同安县学建朱文公祠，就以朱熹早年在同安的弟子许升、王力行以及同安朱子后学吕大圭、丘葵等配祀。故清人王杰在《重修同安县文庙记》中说：“朱文公来主是邑簿……日与邑人讲论正学，从游甚众，其后吕圭叔（吕大圭）、邱吉甫（丘葵）辈皆接其薪传，同之人材奋发，六百余载于兹矣。”

朱熹首仕同安期间，通过整顿县学、考订推广礼仪、兴授徒讲学之风，极大地改变了同安的人文风气，对同安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清康熙《同安县志》引用明隆庆《同安县志》说：“同安，自朱子簿邑以来，日以圣贤身心之学迪诸士，且推崇先进苏魏公，以为表率，故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余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由于同安文教昌明、人才鼎盛，得到了“海滨邹鲁”的美誉。

自朱熹离任后，同安“士思其教，民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同安知县毛当时在县学为朱熹建祠堂，并请其师叶适为祠堂作记文。宋代同安县学司书兼奉祠的陈利用还将朱子在同安所作的诗文、问答等专门编为《朱子大同集》。元人林泉生在《大同书院记》中记载，虽然当时距朱子去世二百年，但同安人对朱熹在同安所居的“高士轩”“古老相传，敝则必葺”，对朱熹在同安撰写的古碑“邑人能成诵之”。

同时，朱熹在同安的任职经历推动了其思想的转变。朱熹在主簿同安以前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但任职同安后，决然皈依儒学。

一方面，朱熹与同安弟子的教学相长促进了其对儒学的理解，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在为许顺子作的《存斋记》中关于“格物”“存心”的论述，被明人陈建认为“专说求心、见心，全与禅陆合”。朱熹在给柯翰的信中也说自己“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思见吾国材精笃之论而不可得，临书怳然也”。后来，其在《答陈齐仲》中对“格物”“存心”的论述被奉经典。

另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理论的实践，坚定了其弃佛归儒的决心。朱熹出仕同安时，禁止当地人出家为僧尼，而在当时二程理学为禁学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县学推行。这是因为他看到当地存在的现实问题，只能通过推行二程主张的“义理”之学才能够解决。

从中也可看出，在朱熹后来创立的庞大思想体系中，有很多内容是对主簿同安时期实践活动的延续和升华，比如对礼制的研究与推广、对学校制度建设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