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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 上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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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起傅岩:“礼乐”兄弟逆袭记

□苏经强 周至杰 文/图

“起傅岩”石刻

《乐书》书影

闽清县云龙乡际上村村口有处摩崖石刻群,崖壁高二三丈,宽十丈许,中央镌刻“起傅岩”三个大字,字径约1米,为楷体直书阴刻。在其左右侧,各勒一道圆首碑状题刻,由于年代久远,右碑已漫漶不清,左边可见一首题为《咏傅岩》的七言律诗:欲识东君信去催,古人止渴意思梅。根茎虽向春前发,枝叶曾经雪里开。万木丛中推作首,千花圃内独为魁。高才应是和羹手,何必须教傅说来。

据载,际上村口“起傅岩”三个大字和《咏傅岩》诗均为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状元张孝祥所题写。当时,张孝祥应同榜进士陈和中(陈祥道之侄)的邀请,慕名造访北宋名士陈祥道、陈旸两兄弟故里漈(现为“际”)上有感而发。

起傅岩传说为陈祥道、陈旸旧时读书休息处,而后陈氏兄弟考取功名,这便是诗尾“何必须教傅说来”的由来。作者用“梅花”和“和羹”表达对陈氏兄弟名望之高、才能堪比宰辅之才的咏赞,认为不一定非要附会傅说的传说。《孟子·告子下》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后世常引用“傅说拜相”的故事,说明出身普通的人经历一番磨难,也能取得突出的成就。

陈祥道、陈旸兄弟,为北宋中期崇尚王安石“新学”的重要学者,在宋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礼乐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真正让陈旸显名主要是因其两部著作,一为“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二为“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可见,陈旸后升迁至礼部侍郎等要职主要得益于《乐书》。

陈祥道,字用之,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及第。其行状、墓志铭等全无留存,《宋史》中仅在陈旸传后有载陈祥道“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与旸《乐书》并行于世”。陈祥道以著《礼书》而闻名于世,《淳熙三山志》卷八载陈祥道“尝著《礼书》。王安石以闻,诏尚书给笔札以进。除国子监直讲”。元丰初官制改革,“诏改国子监直讲为太学博士”,陈祥道也因此转任太学博士。《宋会要辑稿》则载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二月,翰林学士许将荐举:“太学博士陈祥道尤深于礼……望试以礼官,取所为书付之有司。”遂诏以陈祥道为太常博士。而陈祥道“终秘书省正字”则得益于范祖禹的举荐,据《范太史集》卷二三《荐陈祥道礼官劄子》云:“臣伏见秘书省正字陈祥道深于礼学……上其所着《礼书》一百五十卷,蒙擢寘秘省校正之职。”由此一来,兄陈祥道著《礼书》,弟陈旸著《乐书》,这对“礼乐”兄弟因此而成为当时名流。

“礼乐”兄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容易。陈氏兄弟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相反却是家道贫寒。《乐书》载礼部文牒中有“祥道家贫无缘上进《礼书》”,再据诸本族谱所载,陈氏兄弟家道实为贫寒,陈祥道“初仕时,父殴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废”,致其赋闲在家发愤20年。

元祐五年(1090年),陈祥道完成一百五十卷的《礼书》,并得以进献朝廷,其也因《礼书》才得以“迁秘书省正字,赐鲱衣太学博士”。《礼书》总结归纳了先秦礼制,梳理了历代礼制沿革的方式,考订了礼制中名物形制功用和行礼仪节方位,是一部通礼类的礼学著作。《礼书》问世之后,翰林侍讲学士、国史院修撰范祖禹称赞说“精详博洽,非诸儒所及”。北宋文学家李廌称“《礼书》通博,一时少及”。明代著名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将陈祥道《礼书》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提并论,认为前者为枝叶,后者为根本,二者互补,读礼习礼者应将二书并观。

至陈旸时,家境并未改善。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1983年陈旸生母谢氏的墓葬因墓地纠纷被扒,该墓为单穴石拱塘,无墓志铭,也未见实物、明器、陶俑之类的殉葬品,实为清寒人家的墓葬,足见陈氏兄弟的确出身寒苦。

陈旸仕途与其兄陈祥道相比,虽然较为顺利,但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却是北宋最为糟糕的时候。陈旸科举取第后,被授初等职官堂除,在离京城开封不远的京西北路的顺昌军掌勘问刑狱七八年,正值朋党之争如火如荼之时。北宋士大夫间因政见引起的党争萌芽于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盛行于神宗熙宁以后,大致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绍述”三个阶段,直至北宋灭亡。其间的元祐更化是北宋党人在政治斗争中全面趋向情绪化、意气化的8年。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旸中举进入宋室文官系统,首先面对的是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成书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的《乐书》,正是陈旸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反而是潜心礼乐的研究,最后才得以著写而成。《乐书》也是世界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比欧洲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德国《音乐词典》还早600多年。《四库全书总目·乐书提要》在收录《乐书》时载:“北宋乐书惟《皇祐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评价不可谓不高。

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礼乐文化,出身布衣、家道贫寒的陈祥道、陈旸兄弟先后完成《礼书》《乐书》,由此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朱熹曾以“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诗句高度评价这对兄弟,真可谓是一场成功的人生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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