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贤龚氏是明清福州的名门望族，主要以科举、循吏、著述和藏书而闻名。明代状元祭酒龚用卿、清代两淮盐运使龚其裕、署理按察使龚嵘、知州龚一发、知府龚景瀚及藏书家龚易图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
清光绪九年（1883年）龚葆琛所修的《福州通贤龚氏支谱》是我们了解这个家族的重要资料。通贤龚氏来自莆田，相传其始祖为南宋龚茂良，但后人发现与历史上的龚茂良字号不符，即以有谱可考的处士龚修（字孟质）为第一世祖。龚修于元末自莆田迁福州，居南街通贤境里社（今八一七路东边的巷子即以通贤境得名，称“境巷”，雅化为“锦巷”），世人称之为“通贤龚氏”。
明清两代共繁衍二十代。在科举方面，从第四世开始发力，“其间以孝友忠厚相传，科第簪缨蝉联不断”。清初是该家族的重要转折点，十二世龚其裕是标志性人物。截至清光绪九年（1883年）龚葆琛修谱时，有科举功名者多达91人，共有进士6人、举人8人、监生61人、贡生5人、地方生员11人。与福州其他科举家族相比，其特点是科举中上层（包括举人、进士）不多，仅占15%，但科举底层的基数非常大，占85%。
通贤龚氏的政治业绩主要体现在清朝前期，以龚其裕为代表的祖孙四代主政地方、造福百姓，入祀当地名宦祠并写入清史循良传。龚其裕原为闽县附生，后投资江西军营，清康熙六年（1667年）被任命为瑞州府通判。因在平叛耿精忠军队过程中，龚其裕父子积极练勇、及时供饷，以配合清军收复上高、新昌等城而逐渐受到提拔重用，历任河南怀庆府知府等职。在河南，其裕革除弊政，兴修水利，排队军营干扰，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升两淮盐运使。因在江西任职期间，想方设法回赎被叛军俘获的百姓和士兵，以及捐资安葬战场遗骨等，而入祀江西瑞州吉安各府名宦祠。
其长子龚嵘，监生，在父亲任上随军报效而报捐知县。龚嵘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地方长官。在浙江余杭知县任上，“力除宿弊，葺城垣，修文庙”，因断案得体“由是政称最举卓异”，后历任直隶赵州知州、江南松州府知府、署江苏粮储道、直隶保定府知府、陕西甘山道等，终于江西饶九南道，后入祀陕西甘州、江西饶州名宦祠。
龚一发系龚嵘之侄、龚岏之子，父亲早逝，由母亲将他和弟弟一登抚养成人，历任河南、河北等地知县，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河南归德大水，商虞、永夏大饥，他被临时调往虞城善后，“核户口，清囚系，去奸蠧，禁盗贼”，并实行以工代赈，亲自带领百姓日夜奔走，兴修河堤，又捐资修县城、葺桥梁，且当时江南、山东爆发蝗灾，“虞介其中，独不入境”。卸任之后，贫不能行，而邑人投送薪米瓜果，空城相送。死后入祀河南虞城名宦祠。
龚景瀚系龚一发次子，中进士后历任甘肃靖远、平凉知县等职，后升为陕西邠州知州，未赴，遇到“川楚教匪”（指白莲教）肆扰，随营调用，屡立战功，而升为甘肃庆阳府、兰州府知府。由于长期在西北任职，对陕甘的情况非常熟悉，是时又遇到“流贼”蜂起，他仍随军筹划，作出坚壁清野之议，提出建堡寨步步为营之策，得到朝廷的认可，并取得真实成效。因此，死后入祀甘肃兰州府名宦祠和福建省乡贤祠。时人对他的才干、学识评价甚高，如陈寿祺认为“龚海峰之才干器重则诚足为世用”；林昌彝称“闽县龚海峰太守景瀚留心政治，具经世之才，凡古今因革损益，无不穷源竟委”。
龚景瀚的玄孙龚易图进士及第后，由翰林庶吉士改云南知县，赴任途中经郑州时，遇北方“捻匪充斥”，为督师毛昶熙所器重而截留差遣，此后配合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付捻军和太平天国起义军，扼守运河，屡屡立功，官至湖南布政使，但因广东任内之事被议落职，时51岁。此后回到福州，开启了安适的晚年生活，“日邀知好，以诗酒相娱乐”，光绪十九年（1893年）病逝于福州，年仅59岁。总的来看，龚易图兼具文韬武略之才。
通贤龚氏有读书、爱书、藏书的传统，而十九世龚易图将龚氏藏书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龚易图自幼好书，但为时家道中落，藏书不多，几乎借遍闽中陈家（寿祺）、冯家（缙）、刘家（家镇）的藏书。出山为官、经济好转之后，开始买书、藏书。先是清同治二年（1853年），他开始置书，但因事务缠身，“壮年奔走，知读书之乐，而无读书之功”。同治十二年（1863年），他在烟台担任兵备道兼海关监督时，又购进海宁陈氏遗书3000余种，“复益以历年所积，共计五万卷有奇”，由海道运抵福州。
清光绪三年（1877年），龚易图在职期间告假回闽，在乌石山西麓购建乌石山房，并在边上另筑双骖园，用以收藏五万卷图书，随后还对藏书进行校抄，于光绪六年（1880年）与江西杨希闵合撰《乌石山房藏书目录》。
除乌石山房之外，龚易图另有别墅5处：南庄为朱紫坊的武陵别墅、东庄为城内花园弄的芙蓉别岛、今光禄坊的陶舫、近水泊船处的泊台、北庄的三山旧馆，且以三山旧馆最为著名，该园墅位于福州旧城北门的西湖边上，又称“武夷北墅”，大通楼是该园墅的中心建筑。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又得到闽县刘家“翍均居”藏书二万余卷，于是将这些图书与乌石山房、双骖园及检石芝山房的藏书相继转移到大通楼，使大通楼成为福建藏书量最大的藏书楼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其孙龚纶重新校抄《乌石山房藏书目录》时，称大通楼的藏书已达十万余卷。但随后由于龚氏家道中落，疏于管理，造成藏书大量外流，其中有一部分为今天的福建省图书馆所收购。新中国成立后，大通楼归公，剩余的部分藏书也为省图接管，大通楼藏书成为省图善本库古籍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