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出版的《中国散文史》（汪文顶、郭丹、欧明俊、吕若涵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23）是继《中国现代散文史》之后，这个研究团队的新成果。这部厚重、凝练的文体史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他们团队，还是对中国分类文学史研究，都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寻根溯源，以古今贯通的精神观察梳理中国散文的文脉赓续；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暨数据库建设”的前期成果，又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体现了文体史研究的学术自觉，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梳理、辨析了散文的本体特点，回答了散文是什么等问题。散文是一个具有广大包容性的文类，古代把诗之外的写作都当作散文，近代以来也只有小说从散文中独立出来。因为诗与小说之外的写作都可以称为散文，天地宽，体式多，心随物动，心物互生，如苏东坡所说“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很难从经典作品抽象其形式美学的特点，无法像诗歌从音、形、意和像小说从叙事方式入手探讨其创作原则。因此，以往的散文理论，往往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或是望文生义，或是大而无当。譬如认为散文就是“散”（“散人杂语”）、“杂”（“杂文”“杂感”）、“小”（“小品”“小摆设”）、“随”(“随笔”“随便”)，散文写作的规律就是“形散神不散”等。你不能说这些说法不对，却不能让人对散文言说世界的特点，获得更深入的认知。

《中国散文史》的贡献在于从语言把握世界的基本特点出发，在思维方式和形式体制等方面梳理散文话语的本体问题，认为无论诗歌散文都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表情达意的话语形式，都有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文学的历史，主要的差异只是“语体”的不同：一为“韵语”，一为“散语”。“韵语”的源头是歌谣，主要功能是吟咏心情，所以“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散语”，则是出于记言记事的需要，为了表意状物的明确，必须运用“语义明确连贯，句式长短不拘”的文辞，因而具有语体上的日常、自然和修辞上的自由等特质。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文章、文辞、文笔、文采、散文等概念的变化，梳理这种杂文学的发展过程，既阐明了散文的本体形态，又标示出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散文因无韵实用而在六朝时代归为与‘文’有别的‘笔’之列，属于杂文学、应用文体范畴。唐宋古文发展丰富了散文的文学性，使散文出‘笔’入‘文’，与诗词各擅胜场，并列为中国文学正宗，但也一直带着审美与应用兼容的杂文学印记。”

因为有对散文本体特征和历史演变的自觉梳理，能够纲举目张，《中国散文史》就不像其他许多文学史、文学类型史一样，写成了以创作背景、作家传记、文本提要“铁三角”为支撑的千篇一律的文学现象编年史，而是有了文类文体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殊品格。也正因为对散文的本体特点和发展逻辑心中有数，作者能够较好把握文体特性与作家个性的互动关系、文类发展的正变关系，从而在更高的意义上揭示文脉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点，在其叙述唐代散文的“复古”中看到开拓创新，在现代散文的“断裂”中看到承接，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和诸种文类的革新，一般的文学史都强调“打开国门看世界”后接受西方影响的一面，而本书却一方面能深入语言变化对于现代散文追求“言文合一”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在中西文化里应外合的互动格局中看到文化变革的时代贯通：“现代散文以白话取代文言，破除‘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回归言为心声、言文合一的大道，与欧洲各国从古拉丁文变为本国语言的路径一样，促进了散文的语体化、普及化和现代化……人们在散文体式的自由灵活、作者心灵的自由活泼和个性表现的率真自然的内在关联中把握散文的特性，把散文视为不假雕饰、自然流露作者真性情的个人文体。这既贯通了刘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和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本土传统，又接通了蒙田随笔开创的欧美传统。”

自1904年印行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算起，虽然文学史早已进入大学课堂，出版过许多集体或个人编写的文学史，但真正获得好评的并不多，写得好的文类文体史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被视为英、美新批评理论经典的《文学理论》，虽然认为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大领域，却对文学史研究的成绩评价不高：“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中国散文史》能够从这样的格局中突围，辨清一个莫衷一是文类的文心与文脉，梳理其几千年来的传承与创新，实属不易。

本书的出版也是对解构主义思潮中文学史研究虚无主义倾向的有力回应：无论是文学还是具体的文类，都有其基本要素、基本问题和基本功能，它们在不同时代和个人才能中隐现沉浮，传承创新，都会留下互动的踪迹。这些踪迹就是历史。许多的文学史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不是文学不能写史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文学想象世界的方式，理解了文学、时代与个人才能的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