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年），祖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文学家，以《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闻名。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实践有着浓厚的“为人生、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光彩，如今已成为新时代文艺批评宝贵的思想资源。

1957年，郑振铎编订的《中国文学研究》共分为六卷，涉及诗歌、小说、戏曲、民间文学、文学批评等多种文学类型。这部著作内容翔实，时间跨度大，主要涵盖了文学研究学术方法、文学作品创作要素、文艺创作服务的对象等三个层面。可以说，《中国文学研究》是郑振铎文学批评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梳理与概括了自身的学术历程，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资料，为当下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南。

在文学研究的学术方法上，郑振铎提出多角度地分析作品，要具备“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应从域外影响、拓展文学作品研究范畴、归类整理这三条路径展开。在他看来，文学研究面向的是探究作品的价值、结构、来历、作者等层面，而非传统观念中对内容的注评。例如，他严厉批判了金圣叹等批评家的文学点注法，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是在分解文学作品：“这当然是学步钟惺诸人批诗评文的办法，而全书却被他句分字解；有类于体骸一节一节被拆开了，更有类于一刀刀的把书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

何为“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这意味着研究者既要聚焦于文学作品本身，如作者、写作时间、写作背景等重要因素，并辨明其真伪，最终下定论；又要重视作品版本、人物演化的路径，分析一部文学作品在其生成、传播与接受历程中的变化直至其最终定型。这两种方法是由内而外地对各种类别的作品进行研究，尽可能使作品的价值、类属、来源等都得到深入的关注，突破了以往学者只重视正统文学，忽视民间文学；只关注个人主观感受，忽视文本的文学史价值等狭隘的文学批评观念。

在文学写作的维度上，郑振铎文学批评观的阐述主要以语言繁简和文学创作的风格为中心。他强调语言繁简、创作风格均需要视文体而定，并批评当时学者过度崇尚言文简洁而忽视了区别对待语言繁简的现象。在评价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时，郑振铎盛赞其特别之处在于对《三国志平话》本的扩充，如三顾茅庐的写作使原本粗糙的故事变得“绝隽绝妙”，甚至成为“结构奇幻，意境高超，可以自成为一篇的独立的短篇小说”。这些颇具创见性的观点也凸显了其“除了短诗和小品之外，文学作品都是以繁为尚”的文学批评思想。

此外，文学创作风格不仅要关注文学语言的生动性，还要把握住不同文体的鲜明特征。郑振铎在文章《岳传的演化》中，以传奇这一文学体裁为例，明确指出适当的粗鄙更显生动活泼：“传奇的著作，是与其枯燥而无趣，不如鄙俚而生动的。”再如，诸宫调文本中令人骤然一惊的内容，有助于增强听众的欣赏兴趣；新闻记事的描写要以“揭发事实的真相”为依据；而学术文体的要义则在于“流畅明达”“明白易晓”。

在文学创作的服务对象上，郑振铎提出“最伟大的作品总是为最广大的群众而写的”。在他看来，伟大的作家是与时代相协调的，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深入人民大众之中，对于旧有的民间文艺具有了新的认知。而且，文学作品想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就要求作家摒弃自私自利的思想，能够创作出表现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题材和内容。他通过《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迎“文艺节”》等一系列文章，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作家、文艺作品与服务大众之间的关联性。

该如何使文艺作品深入人民大众之中？面向这一亟须回答的时代命题，郑振铎将文艺创作的使命与人民生活紧密地结合。他认为“文学的自身是人的情绪的产物，文学作家大半是富于想象的浪漫的人物”，要借助作家丰沛的情感和新奇的想象，将人民群众的需求融入文艺作品的创作之中，更好地服务于人生与社会的发展。

作为一位富有批判性精神的文艺研究者，郑振铎在著作《中国文学研究》中闪烁着敢于自我否定的“扬弃”精神。在1933年，他在《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中指出了新题材的内容不能以旧形式出现，即“在旧的酒囊里永远装载不了新酒。新酒只能装载在新的酒囊里”。及至1946年，在《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再论民间文艺》中，他直陈自己之前对于新题材与旧形式的认知比较轻率，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应该对于旧有的一切民间文艺都有一番新的认识”。

虽然《中国文学研究》（1957年）的问世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遥，但是，郑振铎注重现实主义创作、强调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前瞻性的学术视角，这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学创作观念，仍可为当代文学批评贡献思想智慧。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