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这位晚清时期的杰出思想家和改革家,不仅在政治、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书学观及书法实践也同样独树一帜,深受后世推崇。
梁启超的书学观深受清中期碑学潮流的影响。他曾在《稷山论书诗序》自述:“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夺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心老即晚清著名魏碑书法家陶溶宣,魏碑书法作品独特的韵味深深吸引了他,从此便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又受到了赵熙、康有为等人的书风熏染,广泛收集碑帖,终身研习书法,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除了书法实践,梁启超还精通西方文艺思想,善于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书法艺术。以《书法指导》为例,这篇文章是他在1926年清华大学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上的演讲记录。在这篇文章中,他全面分析了书法的生活价值、美学价值以及临习门径等5个方面,尤其是就书法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以及个性的表现等方面的美学分析,为现代书法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模仿与创造在美术及其他艺术领域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模仿是有益的,而非无益,无论是在何种领域,人类生活亦包括在内。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难免进行模仿。每一方面都应看重模仿。特别是写字这种艺术形式,更应从模仿开始。并非认为前人智慧和才能胜过我们,而是因不同的兴趣和嗜好,导致各自的成功。
梁启超在模仿的道路上提出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专学一家,深入学习某一家风格,如学习书法时专攻颜真卿或欧阳询等。这种模仿简单直接,易于上手,并有其独特的范围和易像的特点。然而,这种方法有可能阻碍创作,使人受约束。另一种方法是学习多家风格,广泛吸收各种优秀元素。这种综合模仿法虽有可能泛滥空洞,却不妨碍天才的发挥,有利于自由创作。他倾向于采用综合模仿法,不偏爱于专攻一家,这种方法可以将模仿作为过渡,然后转向创作,是一种更上策。需注意的是,在模仿不同风格时需要分阶段学习,避免混杂而影响效果。同时,采用精心选择的方式学习不同碑帖,相互交替模仿相反的风格,最终自成一家风格。
在书法练习中选择什么样的资料进行模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认为在传统上,人们一直强调临帖,但帖和碑并不完全相同。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唐五代的《澄清堂帖》,北宋时期的帖非常盛行,如《淳化阁帖》《淳熙阁帖》《大观帖》皆为皇帝所刻。真正有名的帖,如《绛帖》《潭帖》,也是通过对皇帝的帖进行翻刻而得来。初期的帖只有墨迹,这些珍贵的墨迹由前代书家留存,大都藏于宫廷,只能通过双钩刻在木板或石块上,然后翻印成帖,而好帖很难得,经过多次翻刻后容易失去原有特色。
相比之下,碑文比帖文更为稳固,原真面目少有改变。在古代,帖学曾经繁荣,随后碑学兴起。随着珂罗版的发明,帖学有望重新兴起。商务印书馆的《大观帖》等资料经过珂罗版的复制,保持了原样。尽管临帖仍具价值,但若无真帖为参考,则容易迷失自我。因此,帖难以寻得,还不如临碑。
六朝碑和唐碑是两种主要碑文风格,学习碑刻可以更好地保持原作风格和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六朝碑的好处在于字体真实且优美,价格也较为亲民。比较而言,唐代名碑或许翻印过多,临六朝碑则可以更准确地保持原作风格。在书家中,六朝碑刻更具学习的意义,因为六朝碑没有著名书家的署名,赝品也较少,因而更具独特性和高雅性。因此,学习书法时选择六朝碑作为参考,能更好地理解书法的演变过程和风格的转变。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