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年发生于英属北美波士顿的倾茶事件是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专制统治、推动北美走向独立的序曲，新英格兰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并支持波士顿人民的抗英斗争，这在实质上肢解了英国经营的跨大西洋帝国，推动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针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被倾倒进波士顿湾的中国茶叶从哪里来？畅销北美市场、引发当地“抗茶会”抵制的中国茶叶有哪些品种，价值如何？以笔者目前所见，尚未有资料予以详细阐述。本文将从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布的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清单入手，探讨18世纪70年代畅销北美的福建茶类及其价值，从而对18世纪中国（福建）茶叶全球化的产销联系网络有更深理解。
武夷茶“通天下”
作为亚热带季风区山地经济的重要物产，中国茶拥有悠久的种植、制作、消费历史，长期以来产自中国的茶叶是国际市场上唯一来源。福建是中国重要茶区，宋元两朝至明前期茶业颇为发达，“年年号供御，天产壮瓯闽”，闽北建茶相当长时间内都是贡茶的重要来源。
明中叶之后，闽茶输出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开辟的全球商业网络对接，推动了福建茶叶外销迈向兴盛。根据陈椽《茶业通史》考证，1660年，英国人将荷兰人转译的“Thee”（拉丁文，来自厦门方言“tai”，茶字之闽南语读音）拼成“Tea”（起初发音为Tay），足见语言文化随着商品物质文化流动已经在发生相互影响。
清初，闽北武夷山是福建最为重要的产茶地区。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建立直接贸易点，主要目的就是运销福建茶区的武夷茶。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令，限定欧洲商人在广州一口与官府指定行商进行特许贸易，闽、皖、浙商贩茶运茶须走内河、过山岭关卡，辗转运至广州等待与外商交易，武夷茶区遂成为“天子南库”广州口岸的重要腹地。
尽管路途遥远、航路艰辛，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只依然往来于亚洲各港口，运销中国红茶和绿茶，其背后驱动力是长期垄断茶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西人消费茶叶的巨大需求使得武夷茶区不断扩展，茶事季节崇安成为南方茶叶集散中心，洪亮吉在《更生斋集》中有“采茶十万人，担茶十万夫”之句。武夷茶海外运销繁忙，清人蒋蘅目睹武夷“茶市闹如云”，有“逾海通蛮檄，直北走榆关”之比喻。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本土的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城市及其北美殖民地对来自东方茶叶的消费已经比较流行，不过其价格相对昂贵。
清单上的福建茶
1773年，英国议会制定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茶叶贸易垄断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租用了4艘自北美运鲸油返程的船只，以运输从中国采购的茶叶，企图前往波士顿销售。这批茶叶在伦敦出港时免税，但到殖民地销售时却要向消费者收取每磅3便士的茶税。
这引发新英格兰商人的强烈不满，当地组织各种“抗茶会”。伦敦运来的茶叶于12月16日晚被倒入海中。根据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波士顿“抗茶会”销毁茶叶的发票清单，3艘船只分别是“贝佛号”（Ship Beaver）、“达特茅斯号”（Ship Dartmouth）和“埃内林号”（Ship Eleanor）。“贝佛号”被毁茶叶清单记载如下：武夷茶（Bohea Tea）计80箱，松萝茶（Sunglo，一等品）20箱，熙春茶（Hyson）5箱，工夫茶（Congou）5箱和小种茶（Souchong）2箱；“达特茅斯号”装载的茶叶罗列如下：武夷茶计80箱，松萝茶（一等品）20箱，熙春茶5箱，工夫茶5箱和小种茶4箱；最后一艘“埃内林号”装载的茶叶则包括武夷茶80箱、松萝茶（一等皮茶）20箱，熙春茶5箱、工夫茶5箱和小种茶4箱。
从3艘运茶船的货物清单可以统计出基本的中国茶类：来自福建茶区的武夷茶240箱，工夫茶15箱，小种茶10箱，合计265箱，以上3种都是来自福建建宁府武夷山茶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红茶品类。至今保存于武夷山云窝景区的禁茶碑（刻于1763年）上就镌有“松制”“小种”两种茶叶。清雍正年间，崇安知县刘埥在《片刻余闲集》（卷一）明确指出当时的武夷茶高下分为两种，两种之中又各分高下数种，前者是岩茶，后者为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这是中国红茶产地记载下来的茶叶分类参考系统。
毁茶的品类及价值
福建茶叶的分类形态也影响到了欧洲茶商，尤其是东印度公司向消费者分销茶叶时，这种分类系统就成为定价的重要参考。18世纪欧洲商人来华采购的茶叶，红茶皆称为“武夷”（英文为Bohea，实际上厦门方言读“武夷”二字原为Vu-i，Bohea应为欧洲人讹传之结果），该茶类传统上来自武夷山区，但茶商们用“武夷”茶实际指代所有的中国红茶。
另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部职员写成的《茶商采购指南》（The Tea Purchasers’Guide，1785年）中对茶叶的知识分类，武夷茶当时被视为最为低档的红茶，《指南》记载武夷茶时还细分为普通武夷（Ordinary Bohea）、中等武夷（Middling Bohea）以及优质武夷（Good Bohea）三类，武夷茶颜色较深，呈“黑褐色”，其气味新鲜，泡水后色泽浓厚，近乎红褐色，“为茶监督员们所不喜”。
工夫茶质量则较之武夷茶更佳、香味更足，而小种被视为是外销品质更为高级、香味更优的红茶，数量稀少。因此，3艘运茶船中小种数量是最少的。小种红茶价值也更高，每磅价值达3英镑。清单中另一大类是绿茶，包括松萝60箱、熙春15箱，都来自安徽，价值最高的是熙春茶，每磅值5英镑，不过数量较少。
被波士顿人倾倒入海湾中的中国茶叶合计超过92000磅（重46吨）。从毁茶清单来看，18世纪后半叶波士顿地区消费的中国茶叶以福建茶区的红茶为主，少数绿茶源于安徽茶区。在该清单中，销毁茶叶总箱数达340箱，其中武夷红茶为265箱，占总茶叶箱数的77.94%；绿茶为75箱，占总箱数的22.06%。从茶叶重量来看，被毁茶叶总量经过精确计算为92616磅，其中红茶重86860磅，占这批茶叶总量的93.8%；绿茶重5756磅，占比为6.2%。从茶叶价值来看，当时这340箱茶叶估值为9659英镑6先令4便士（按照现在美元计，约值170万美元），其中红茶价值为8736英镑8先令，占比为90.5%；绿茶价值为922英镑18先令4便士，占比为9.5%。
殖民地人民公然的反抗，对当时财政濒临破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言，造成了一笔价值不菲的损失。英国议会随即制定《惩戒法》，封锁了波士顿港，企图武力镇压。
波士顿的中国茶事遗存
波士顿人毁茶之举被美国视为其走向独立的重要事件。现今位于查尔斯河畔的“波士顿抗茶会船只及博物馆”至今保存着1773年倾茶事件中残存的茶箱，称为“罗宾逊茶箱”（Robinson Tea Chest），已经成为该博物馆的镇馆之物。
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也保留了关于倾茶事件的5件珍贵文物，包括1773年12月17日清晨在多切斯特尼克湾捞起的武夷茶叶，被置于玻璃瓶之中一直珍藏着，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官网上即可检索信息。1873年，在波士顿倾茶事件百年纪念之际，当时复制的中国茶箱也成为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珍藏之物。
更有意思的是，1784年波士顿人山茂召少校跟随由波士顿港改装的“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经过半年多时间抵达广州，这艘荷载达368吨的货船装有人参、木材、白银等货物，山茂召担任大班也就是货物协调员。这艘满载美利坚人贸易希望的船只在历经1.3万英里航程后驶入广州港，交换茶叶、瓷器等中国货物，由此开启美国与中国太平洋航线直接贸易的先河。“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纽约、费城等地分销货物时卸下1000箱的中国茶叶，包括武夷茶、工夫、小种和僧制小种（padre Souchong）等福建红茶，也包括珠茶、熙春、松萝等绿茶，甚至武夷茶中奇珍僧制白毫也出现在货品清单上。
清代侯官人郑杰编纂的《药炉集旧》卷五中记载（武夷）山僧制作小种之珍贵，“岩不数种，种不斤许，小种之所以贵也”。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商采购指南》还列有中国武夷红茶中极为罕见的白毫（Pekoe），认为价格最昂，极为稀有，一般都不单独泡制，而是添加到其余茶类，用以提香。这与武夷山当地留下的中国茶文献记载有所区别。王复礼《随见录》有载武夷造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至洲茶中采回时，逐片择其背上有白毛者，另炒另焙，谓之白毫，又名寿星眉”，白毫茶属于洲茶。刘埥在《片刻余闲集》中也谈到“洲茶中最高者为白毫，次则紫毫，次则芽茶”。这说明武夷茶在18世纪全球茶叶贸易链条产销两地的品类和价值并非一一对应。至19世纪，白毫茶在武夷山依然被归入洲茶之类。郭柏苍的《闽产异录》述及武夷茶时指出“莲心、白毫、紫毫、雀舌皆外山及洲茶”。早期英美商人对武夷茶类的追捧，应该已经在探索自己的分类系统与定价参考。
大部分产自福建茶区的中国红茶，经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装载抵达伦敦。这批茶叶运往波士顿后引发倾茶事件。但仅仅在与英国签订《巴黎和约》6个月后，美国商船就远赴广州运销中国茶叶、瓷器等商品，武夷红茶仍然是最重要的标的。因此，来自中国福建的茶叶不仅在无意间触发了美国独立革命，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茶叶贸易方式，帮助新生美利坚度过建国初期较为艰难的国际封锁阶段，成为其经济独立成长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闽茶元素的遗迹遗存成为波士顿当地保存独立建国遗产、守护共同记忆的重要内容，深深嵌入作为“美利坚灵魂”的马萨诸塞州当地文化记忆系统之中。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