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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论坛”于今年首次设立文学主题板块。日前，“诗书作伴·同心同行”2024两岸文学论坛暨青年文学交流活动，在厦门市翔安区举行。

此次两岸文学论坛分别以“两岸小说散文创作成就与特色”“两岸诗歌传承与创新”为上、下半场主题，并举行了名家讲座、经典文学诵读音乐会和两岸青年联谊会等活动。

舒婷、陈若曦、张晓风、古月、黄文山、阿乙、林森等140余位两岸知名作家及高校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两岸文学的交流与合作，畅谈人工智能等新浪潮下文学发展的未来。

作家生存靠“斜杠”

“一个作家怎么跑到法律部门工作呢？”在此次两岸文学论坛上，台湾作家张晓风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她所说的这位跑去法律部门工作的作家就是琦君。张晓风以琦君、张秀亚、林海音等作家为例，语重心长地告诉在座的两岸高校青年：“如果不能靠稿费生存，那就要靠别的职业生存。多读书，多体验生活。”

张晓风是台湾著名散文家，著有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愁乡石》《你还没有爱过》等，曾获中山文艺奖、联合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多篇作品入选海峡两岸中学教科书。

“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就是想着以后可以在寒暑假写作。”她说，“要知道，中国历代散文大家都是做官的。也就是说，写散文要先有职业保障。”

她从“散文作家何以生存”的角度指出文学创作者“斜杠”身份的必要性。而台湾作家白灵则从“诗的全民化”的角度出发，点出文学创作者“斜杠”身份的普遍性。

“诗人是一种精神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身份。这种身份更多的是来自自我内心的认同。”白灵说。

他以电影《帕特森》中的主人公为例，“帕特森是一位公交车司机。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写诗，上班以前写诗，下班以后写诗。他的诗从来没有发表。当他的诗稿被他养的狗咬碎时，他说没有关系，再写就好了。这就是‘诗的全民化’的一个例子。”

白灵是一位诗人，同时，他也是台北科技大学化工系退休教职工，兼任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截至目前，共著有《女人与玻璃的几种关系》等18部诗集及4部散文集、10部诗论集，作品曾获新诗金典奖等。

虽然在白灵眼中，文学创作者的“斜杠”身份具有普遍性，但他自身的“斜杠”身份依然令人感到反差强烈。

“读《风筝》这首诗，是我第一次接触白灵老师，今天见到他本人，我感到超乎我的想象。”参与此次文学论坛的高校青年张书尧说：“一方面，《风筝》是一首描写得相当细腻的诗，当我得知他曾是化工系老师时，就感到相当意外；另一方面，当他用一般只有理科生才会用的图表来表达他的诗歌理论时，我再次感到意外。”

《天涯》主编林森也从张晓风的“散文作家何以生存”的角度谈起。他说：“要说生存，两岸青年写作群体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专职作家其实并不多。”除了编辑身份，林森同时还是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了一系列广受好评的著作，包括《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书空录》《唯水年轻》《海里岸上》《关关雎鸠》《岛》《海岛的忧郁》《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

他表示，文学创作者既面临生存难题，又有体验生活的需求。

林森以《国王的游戏》作者“大头马”为例。“‘大头马’最近这几年尝试做过很多份工作，她以体验的心态，当过动物园饲养员、网约车司机等。在做网约车司机期间，她甚至在车座后挂了一个提示牌推销作品。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作者在生活和写作之间正在尝试各种可能性。”他说，“在当下文学泛化的时代，年轻作者反而更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文学无处不在，喜欢文学的青年大有可为。”

据《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多数作家的教育背景为非文学专业，且多为兼职写作的“斜杠青年”。例如，“最白的乌鸦”是检察官助理，“可怜的夕夕”是精算专业毕业的海归硕士，“杀虫队队员”本专业是艺术学，“三九音域”曾修建筑学和金融工程，“00后”作家“季越人”“鹦鹉咬舌”是在读大学生。

参加此次文学论坛的网络文学作家姚璎同样也有另一重身份，那便是电力工作者。网络文学作家和电力工作者，颇具反差感的两种身份集中于她一人身上，类似这样的“斜杠”身份如今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的确颇为普遍。

AI写作 看法不一

随着新兴技术强势渗透，文学书写方式又怎能停滞不前？

白灵在文学论坛的大屏幕上展示了30年前他对文学书写的预测：“文学书写的大趋势——书写工具由一元而多元，文学范围由统一而分歧，媒介形式由单纯而繁复，媒介转换由劣质而优质，转换方式由单向而双向。”

他说：“现在看，那时的预测对了！”

接着，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与AI的故事：ChatGPT问世后，他就尝试输入自己的诗歌让AI制图，结果惊喜地发现AI作出的图可以很好地表达出诗歌的内容。他发现，AI可以帮助作家实现更丰富的想象、更精准的表达、更高效的修改。

然而，作为书写在“云端”的最前沿技术支撑，AI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有时从“助手”转变为“合作伙伴”。

今年5月，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教授及其团队创作的国内首部AI（人工智能）长篇小说《天命使徒》发布，小说采用“国内大语言模型+提示词工程+人工后期润色”的方式，其中AI的贡献率高达70%。

这并不是人工智能首次深度参与小说创作。今年初，在第170届日本芥川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作家九段理江公开透露，自己的获奖作品《东京都同情塔》是利用AI生成器辅助写作的，其中大约有5%的内容是从ChatGPT生成的句子中“逐字引用”的。

那么，借助AI写出的文学作品水平如何？

通过小说《天命使徒》的片段，或许可略窥一二：“夜色中，他犹如一道暗影，悄然穿梭在雾气与黑暗之间。他的目光深邃而坚定，如星辰般穿透迷雾，指向未知的远方……”

由此看来，AI写作在融入奇思妙想的基础上展现出极强的画面感，但同时也难以避免“拼贴感”。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自由思想的腾飞，那么AI创作就是亦步亦趋的模仿。文学创作的精髓在于想象与演绎，充满了人的感受和想法，这是无法通过模型或算法被简单分解的。”林森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全新的表达，而不是将既有的经验进行重复性表达。如果我是一名作家，假如我的文字是AI生成的，即使它生成的文字跟我的文字一样好或者比我的更好，我也不认为它生成的文字是我的作品。”

对于“文学+AI”，在此次文学论坛的交流互动现场，也有不少人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台湾作家姚时晴说：“我也曾经把创作想法输入给AI，它偶尔会反馈出一些让人感到非常惊喜的句子。这就像细沙里面的小珍珠，细心的创作者可以把这些小珍珠找出来，串成一条漂亮珠链，而这本身就是创作者的劳动成果。”

姚时晴是位诗人，也是《创世纪》诗杂志执行主编、《中华日报》专栏作家，著有《晒干爱情的味道》《复写城墙》《阅读时差》《我们》等，主编《镜像：创世纪65年诗选》，曾获选创世纪新生代诗人、2007年“台北诗歌节”新生代诗人，获得磺溪文学奖等文学奖项，2016年入围“诚品阅读职人大赏”年度最期待作家。

“技术不断发展，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这是你无法阻止的。未来，人类的创作方式只会不断进化，不可能走回头路。”她表示，鼓励高校青年利用AI进行文学创作，同时让他们展示其创作过程中与AI的互动，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文学+”渐成趋势

除了“文学+书”，你还能想象出哪些“文学+”？

在此次文学论坛的交流互动现场，“90后”台湾作家曾贵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一本难忘的“书”——《布劳提根诗歌精选胶囊》。他说，这本“书”有着药盒的外形，打开后里面是一粒粒胶囊，胶囊里藏着一首首诗，供读者随机挑选。“将盲盒的趣味和诗歌的韵味相结合，这样的文学出版方式好比行为艺术，让阅读变得更有趣。”

与诗歌胶囊类似的还有诗集薯片袋，这类极为独特的设计方式源于出版人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创意。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诗歌胶囊和诗集薯片袋是“文学+书”的一种变体，未来它们可能都会成为司空见惯的“书”，但至少对如今的多数人而言，这是“文学+药盒”，或是“文学+薯片袋”，在药盒或薯片袋里与文学不期而遇，是一种新奇。

时下，与文学相遇的方式仍以读书为主。据第2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5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40本。可见，“屏读”和“纸读”并驾齐驱，而“纸读”仍占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单位在纸书设计上仍持续发力，甚至还加入文创热潮。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之宝”、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文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逗好文创”等，都是出版单位借文创赋能的产品。

“出版的使命是选择、呈现和传播，选择我们最优质的内容，做最适当的呈现，做最广泛的传播。”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林滨对记者说。

身处融媒体出版时代，出版单位做文创产品是一条探索之路，仍是内容产品的延伸，是为传统出版赋能。

台湾作家石芳瑜，同时是一家书店的负责人，著有《花轿、牛车、伟士牌》《就这样开了一家书店》《中间的人》等。其曾获林荣三文学奖等，首部长篇小说《善女良男》获选亚洲周刊2017年度十大小说。

她告诉记者：“我们更想尝试的是，在传统的书店经营之外走一条充满活力的前进之路。走进我们的书店，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书，还有许多精致的文创产品，而且不时还会举办沙龙、讲座。这些都超出了传统书店的本义。”

“像做好书一样做咖啡”——这是福建一家书店的“文学+咖啡”理念。其为读者奉上的一杯杯咖啡，均以文学作品之名命名，让每位走进书店的人，即使是喝咖啡，也能与文学撞个满怀。

“事实上，只是载体变了，文学都在。”作家曾贵麟说，“每次技术革新都放大了文学的传播效应，文学在技术的冲击下焕发新生。”

曾任台湾淡江大学微光诗社社长的曾贵麟，著有《梦游》《城市中的森林》等，入选过台北诗歌节国际影像诗奖、后山文学奖、金车诗奖、中兴湖文学奖等。

“诗的跨界，这是近几年我们年轻诗人正在钻研的东西。我们面对的困境，可能是写不出更魔幻的句子，所以，我们可能朝更艰深晦涩的路径走去，或者可能朝着反方向去改变形式。”他说。

作为影像诗创作者，曾贵麟长期坚持把诗词跟影像叠合，“这种叠合可能具有一种对话性、互相延伸性”。

他认为：“诗的核心位置不变，可以将其链接到其他形式中，包括影像、诗剧场。比如，音乐家杨慕用音乐重新演绎诗，让诗舞台化。我觉得形式可以推动诗的发展。”

种种“文学+”的新尝试，通过跨界、链接等全新方式，在文学传播链条的各个环节缔造出新的应用场景，在不断颠覆传统认知、打破审美疲劳的同时，也不断拓展人们与文学相遇的可能，持续增强文学的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