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福堂坐落在漳平市象湖镇杨美村，符合绝大多数闽南古厝的建筑样式，是一座典型到平平无奇的传统大厝民居。而在这座当时算是大户人家护厝的厢房内，却特意保留着1929年红军行军过程中留下的一封题壁留款信，成为中国共产党苏区宣传工作取得重大胜利的缩影。

这座大厝占地面积约430平方米，建于1911年，肇建者为清末监生苏联忠（1886—1942年），以经商为业，是当地知名的乡绅，人称“苏和”。主体建筑布局有二进，第一进为“下落”，为门厅所在；第二进为“顶落”，也称“上落”“厝身”，为大厅及主要居住用房所在。大厝前有石坪，称“埕”，两进中间围绕形成天井。木制的大门左右有宝瓶形状如意纹木雕装饰，寓意“出入平安”。宝瓶上又有象征着“花开富贵”的卷草纹木雕装饰。大厅两侧木雕装饰中间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四边配有花卉、喜鹊、宝瓶、花篮等图案，加上鎏金油漆，远看大气，近看精致。

根据邓子恢1929年8月22日的《闽西工作报告》中“四军十九日离开”漳平，可以推知，当时途经象湖杨美村休整的部队正是朱德率领的向大田县进军的红四军，时间应该是1929年8月20日前后。根据苏家后人口述，当时红四军欲在当地求购一些粮食，而村民对这支红军并不了解，误以为跟其他军阀一样，都纷纷逃出村外。红军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因腿脚不便没有外逃的村民苏观泗，向他耐心解释了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为穷人谋福利的队伍。之后，苏观泗才带着红军在其外出躲避的堂弟苏和家找到了米缸。

红军在留足苏家口粮的基础上，用超过当时米价的二元大洋购买了苏家的26斤大米，并在苏宅的厢房墙壁上留下了“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里”（标点为笔者加，异体字按今简化字处理），落款“红军”的题壁留款信。留款信共4行30个字，行书字体墨水竖写，字迹清晰但称不上美观，简洁明了，无标点符号，“廿六斤”的“六”应为漏写后补充上去，最后一字应为“裡”字的简写，比较符合当时行军过程中临时题写的情景。但这临时为之的题壁留款信，却起到了重要的宣传意义，可以称之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神来之笔。

留款信书写的对象是“苏和”老板，所以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宣传告诉当地百姓，红军不是旧军阀，而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始终代表人民利益，自始至终为人民谋利益。这应是这封留款信最直接的宣传意义。

第二个宣传目的便是在部队内部进行一次生动的纪律教育。1927年，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确保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其中强调的就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组织纪律教育。针对当时少数战士行为散漫、不听指挥，甚至有旧军队乱拿群众东西的老毛病，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向部队作动员讲话，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便是后来“三大纪律”的雏形。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指挥部队下乡的过程中，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从而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初始内容。

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经过漳平正是这一组织纪律提出不久的时候，亟须在部队内部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比如，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提到“红军宗旨……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革命成功，尽在群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1929年4月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又发布《红军标语》，其中就包含“没收土豪田地分配农民”“士兵不打士兵”“无产阶级不打无产阶级”“公买公卖”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

而通过这一封留款信的书写，既宣传了红军遵守军纪的事迹，同时更是一次直接向红军战士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生动案例。红四军把留下买粮食费用这一事情通过类似宣传栏的方式在部队中广而告之，用战士们的亲力亲为，让他们知道如何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无疑是这封留款信最核心的宣传意义。

第三个宣传目的则要从留款信专门提及的“二元大洋”购买“廿六斤大米”说起。从1929年前后全国普遍的购买力来说，一块大洋可以买到约20斤大米，而根据1929年11月《关于当前苏维埃工作问题》报告中指出当时“政府职员伙食费每月多至三元”，可以看出当时的二元大洋远超过当地26斤大米的价格。当时苏区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而红四军为何斥“巨资”买米？其实，这跟当时苏区开展土地革命的军事斗争需求密切相关。

由于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白色恐怖封锁政策，故意压低苏区农产品，主要是米、肉、鸡蛋等的价格，抬高工业品，包括盐、糖、洋油的价格，造成了“剪刀差”的价格现象，破坏了中央苏区的经济秩序。邓子恢在1929年9月就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农产品飞快的（地）降低（米价大池每元四斗多，古田二斗多，虎岗三斗多，北三、四区二斗，龙门、龙岩一斗五六）”，一斗米等于12.5斤，“剪刀差”价格严重的大池地区一元大洋就能买50斤的大米。

这种现象如果持续下去，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失去苏区农民的支持，严重影响革命工作的开展。为此，邓子恢提出要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施行“在农村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中扩大宣传，或讨论剪刀政策，使农民明白米价跌落的原因在土豪不借而不是共产不好”的宣传策略。

而红四军此时用远超当地物价的二元大洋购买了26斤的大米，仅从价格数量来说，其解决“剪刀差”价格问题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把它变成一种宣传策略来说，则能够对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形象起到积极正面的宣传作用。红四军用题壁留款信的方式告诉当地百姓，共产党不是造成米价降低的原因，相反共产党是始终代表农民利益的一方。这无疑是对国民党经济封锁造成“剪刀差”的有效宣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封留款信对于当时苏区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具有迫切的宣传意义。

这种宣传效果的出现是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加强组织纪律宣传教育的必然结果。与荣福堂的题壁留款信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留在其外墙的宣传标语。外墙的左边，可以清晰辨认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落款“红四军”等字。其中“四”字写在“红军”的下行，上方又紧跟着与字体一样大小的“。”。

根据1929年4月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的通知，其中对红军宣传标语格式作了明确的规定，“署名一律署‘红军’两个字，不准署杂色名义。标语落尾废止感叹号（！）改用断句号（。）”。从中可以看出，外墙的这个标语应该是根据这一规定进行书写的。

外墙的右边写有“农民组织……”，后面四个字已经无法认清，但按照1929年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的《红军标语》内容，根据残留的字迹，可以辨别后面四个字应为“农民协会”。所以，左边的宣传内容与“打倒帝国主义”相关，右边则与“土地革命”相关，均为1929年红四军在苏区推动土地革命斗争中制定和使用的固定标语，而且都用工整对齐的美术字体书写。

由此可以判断，这些标语应该是当时红四军经过时同时写下的。不同的是，题壁留款信是临时为之，而标语则是有意为之。由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的红四军是最早重视宣传工作的苏区军队。1929年4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通知，规定“军部直属队，一二三纵队，四个单位，每个单位均负担标语全部，各单位由政治部负责自行分工，一律用笔写上墙壁，不准偷懒改用纸贴”，并对书写标语的注意事项、宣传技术等作了详尽的规定，“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写，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落字，一个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这些注意事项都在荣福堂留下的宣传标语中得以一一体现。也正是因为共产党自上而下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写下这封意义重大的题壁留款信。

显而易见，红四军的宣传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苏家理解并认同了这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他们把当时留下的题壁留款信刻意地保护起来，直至今天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有效见证。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