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杨健民诗集《傍晚的和声》出版，此时距离他首部诗集《拐弯的光》付梓已一年有余。20世纪80年代，杨健民提出并确立“艺术感觉论”的理论设置，奠立了自己在文艺美学理论及批评界的翘楚地位；而在与他结识的这数年间，我看到的是一位熟稔信息化阅读手段、紧跟时代潮流的“键盘朋克”，一位勤勉躬耕于现代诗和“短语”式随笔写作现场的“文学老农”。如果说“艺术感觉论”的产生，是基于青年时代广博的学识和超凡的悟性，那么这些年他所做的，除了对自身情怀的践行，更多的是在检验“艺术感觉论”的理论活力。让感觉成为感觉，又让感觉回归感觉，因此，无论是“拐弯的光”或是“傍晚的和声”，它们所传递出的，皆是杨健民对于诗歌的某种理解——诗始于感觉。

这种感觉，源于对生命经验的不断萃取。新诗集的前两辑分别为“沙漏”和“现场”，顾名思义，是作者在不同时空现场的诗歌素描。他月月有诗，时时爱诗，处处念诗，以一种忠实生活、热爱生活的态度，记录一年的不同月份节令，陈列一天的不同区段时辰，印画自己在世界平面上和古老纵深里的足迹地图。我常认为诗人并不创造任何语句，他们所掌握的只有将既有字词重新排列的魔法，而究竟谁将得到缪斯女神的垂青，取决于他是否对习以为常的生活仍怀敏感、对司空见惯的现象犹存好奇、对约定俗成的逻辑有所怀疑，或对理所应当的准则抱持反叛。杨健民在傍晚看到“有很多事物在飞”，认为“流水”其实是“水递来的水”（《傍晚有很多事物在飞》）；在“汛期”听“下了一夜哲学”的雨，然后“突然发现，雨丝垂挂的样子像指针”（《汛期》）；把澳门当成“一部悬疑小说”，在厦门“一口饮尽浪花的倒影”……他不断进入“有我”的时空现场，翻掘不为人知、不为人察的诗意，形成了一种从现实主义切入、以超验主义升华的诗写模式，也让自己的作品达到了不难进入亦不易透析的文本特质。

这种感觉，来自对本质捕捉的某种能力。“命名”一辑多系咏物诗，作者以丰繁意象入题，对后者进行诗歌意义上的再命名。以色列著名当代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有一首名作叫《宁静的快乐》，其中头两句是“站在一处恋爱过的地方/下着雨。这雨就是我的故乡”。可以看到，杨健民的命名，与阿米亥式的命名有诸多共同之处，即对意象的重新辨认和情感占据。如面对一场雨，他想到“夜雨是词语的梯子，如同圣歌轻轻落下”，同时“雨很哲学，闪耀着每个人的雄辩”（《一场雨的雄辩》）；再如“风是行走的树”、茶是他的“思想”……从这些意象的词频上来看，风雨过境容易让他有所思，音乐书籍令其感到不可或缺，而茶叶正是他打开诗境的关键钥匙。在对待这些意象时，他善于删繁就简，不断剥离它们多余而无用的属性，以留存可以和自己作为“思想者”形象高度融合的那部分本质，这在由几首长诗和组诗所构成的最后一辑“合唱”中尤其明显；在这一辑中，他拆解词语、分析字义、解剖意象，呈现出不一样的审美风景，也让这部分文本彰显出其个人长于思辨、工于逻辑的诗写特点。

这种感觉，还有对人世情理的通达彻悟。年过花甲，生命已不再只有经历，反倒是对命运本身的应许。在一种命运中，一个人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人情练达，是文章也是诗歌。杨健民在作品中，正是以一种日常的口语习惯，直接进入诗歌叙述，这看似“大拙”的处理方式，其实正是他诚实、本真而又不失智慧与旨趣的写照。

事实上，诗歌正是这样一种高度依赖感觉又需要对感觉有所警惕的文体，一方面，精准的诗歌感觉有助于诗人将世界上的任意两种意象彼此联系，通过分析它们的属性集合，找到共性，从而建立起一种有难度的修辞关联；另一方面，有难度的修辞在给诗歌文本带来“匠气”增益的同时，亦会因诗人过于强烈的技术个性，消解了文本的普适价值，同时对诗歌原应传递的情感有所妨害。因此，诗是感觉又不尽是感觉，感觉只是一位成熟诗人走进诗歌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摆渡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将“傍晚”与“和声”这两种意象予以拼接的巧合性就在于，前者是介于白昼与黑夜的中间时区，承载着光走向暗的自然过渡；而后者在一首音乐作品中，既界定了主旋律的走向，又丰富了音色层次，是独唱走向偕唱的重要环节——它们均暗合了诗歌需是由感觉碎片收集最终走向完整情怀呈现的文本特征。

人生如长夜独行，也许唯有诗，可供摆渡疲惫心灵抵达去处又不致染尘，这也正如杨健民此前曾多次提及的：“诗若安好，便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