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福建乡试。
在第三场考试时，学子翻看“策论”的考题，惊讶地发现，这次考试的题目有些不一样。
这道题目问：“敬授者稽天，疆理者条地，士戴堪而履舆，通天地人而曰儒……吾欲引经术之微，课历算之奥渺，寻经济之实，砭‘统’‘志’之膏肓，意其间多可商订者。令益精益备，蔚为不朽，亦一代快事也。奚若而可窥平子之宪，操子云之缇，夫闽殆有人矣。”
用白话解读大意就是：儒家讲天地人“三才”，人居于天地之中，应该通晓天文地理。中国古籍中有许多与天文、地理相关的文献，但各种文献相互之间的说法有矛盾，相互混淆，请考生对其做一番综述。从古至今，在天文、地理和历法方面，前人做了许多工作，本朝在历法方面用的是“大统历”，地理方面用“一统志”，但实际使用起来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订正的地方。如果福建的学子能有志于在天文、地理方面深入研究，像张衡一样写出天文著作《灵宪》，像写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扬雄一样通晓外国语言，那真是出人才呀。
就古代科举考题而言，这一道题目出得着实偏门，也非常的“开放式”。因为自科举考试在隋唐兴起，经两宋发展，越来越偏重考察知识精英的伦理道德、修养品格等。沿至明代，科举考试继承宋代考察经义、实用文体写作和策论三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考察四书五经的“经义”。相对而言，“策论”的考察范围虽然相对灵活，但囿于重道轻术的价值取向，较少像1603年这一年的乡试考题般，涉及专业技术领域的。
尽管冷门少见，这道考题也颇具现实意义。天文历法专业技术对于历代朝廷的统治非常重要。因为正如“天子”“奉天承运”等耳熟能详的词语所表明的那样，古代的观念认为，皇帝（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予，天地之间是风调雨顺还是灾害频频都是“天意”的表达；编订历法、授时则是确立正朔的举动。因此，观测天象是一窥天机的技术，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部门来主管这些事务。不过，正如考题所述，明代所用历法——“大统历”经常出现错误，对朝廷的统治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细读起来，这道题还有点怪。在结尾处，考题希望学子能像张衡一样在天文学方面有所突破，这句好懂。可为什么提到通晓外国语言呢？主考官为什么会对学子提出这样的期望？
这就不得不说到这道题的出题人——本次奉旨前来福建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时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的李之藻。
李之藻与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徐光启一样，都是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人士陆续前往中国探访，其中成功在北京定居下来的第一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努力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著作，改换儒服，拉开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序幕。李之藻和徐光启都是利玛窦的朋友，他们都从利玛窦那里了解了欧洲天文、地理、算数和几何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并敏锐地察觉到利玛窦介绍的测量仪器、计算方法等新知识可以为国家服务。
为了学习几何测量的方法，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作品，并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为中西交流指明了“译介—学习—超越”的路径。而李之藻更是翻译的实践家，自从他结识了利玛窦，很快就合作编译了中国现存最早有完整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之后20多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译书籍，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宇宙学等领域。即便到了老年，一目失明，一目模糊，李之藻依然关心“现在有何新书”“现在何书可译”。
或许是因为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与爱好，李之藻将福建这次乡试当成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另辟蹊径地出了这道“策论”考题。甚至，他还觉得这样做不能完全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又亲自撰写了一篇主司程文（可以理解成如今的高考范文），来进一步加以强调。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撰写了专业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还鼓励学子应该树立志向，投身科学技术的研究。
我们知道，在科举考试发展起来以后，参加科举的学子与负责这一届考试的官员之间默认具有了师生关系。在考试结束后，学子可以登门向出卷的官员请教，官员也有可能在道德和术业方面给予指导。
由于这道冷门的考题实在“开放”，学子的答案“人人殊”（五花八门，每个人都不一样）。乡试结束后，闽地学子纷纷登门向李之藻求教。李之藻当然非常乐意，他耐心地将学到的西方天文、地理知识向学子一一演示讲解，听者无不佩服。
我们不知道有哪些福建考生受到李之藻的感召，从此走上科学技术研究的道路。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有一位从福建漳州走出的官员——郑怀魁因为这道考题与李之藻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郑怀魁，字辂思，别号心葵，福建龙溪（今漳州）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时任户部河南司郎中。他还是当时福建著名的诗人，与蒋孟育、高克正、林茂桂、王志远、张燮、陈翼飞并称“七才子”。据《（雍正）处州府志》载：“（怀魁）博综闳深，明爽恺悌，淹贯经史百家，驱策古文选体，矢口成文，古雅藻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精英。尤为难得的是，郑怀魁特别重视实用性学问，而不喜欢泛泛而论、夸夸其谈。
他的代表作《海赋》体现了这种特征，整篇文章仅3000余字，但体制颇为宏大，是一篇古代海洋文学的代表性佳作。从郑怀魁所著的《海赋》能够看出，随着人们对海运、海洋贸易等认识的越来越深入，“海赋”这一主题的创作逐渐脱离其传统的神话色彩，而愈来愈趋于现实和经世的功用。全文中，他介绍了当时东南海疆的海防形势，列举了数目众多的海产名物，还如实叙述了现实事件中的过程和细节。文中所述，与万历年间史料记载都可以一一验证。
郑怀魁同样关注明代的天文历法问题，这位传统士子一开始对利玛窦和他的新知识比较审慎。不过，福建乡试的考题和学子的反应传到了郑怀魁耳朵里，他决定亲身验证李之藻推崇的新知识是否真的能够说服他。这年的九月初一，他前往拜访李之藻。当时，李之藻正利用在福建公干的空闲时间，使用他自己制作的通宪平仪进行天文观测。在李之藻的演示下，郑怀魁大开眼界：“既示予测晷器，如汉铜鉴，上刻辰度灿然，是日为季秋月朔，于闽省测得日躔某宿某度，至今可覆说也。”显然，他被说服了。
四年之后，李之藻带着一部新作品来到郑怀魁任职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拜访，郑怀魁欣然为这部作品作序，并支持李之藻在当地出版。它就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天文仪器及早期画法几何知识的著作——《浑盖通宪图说》。
因为与李之藻的交往，郑怀魁积极向同事、朋友介绍他学到的天文知识。郑怀魁与福建漳浦县（今东山）人黄道周是好友，一日，郑怀魁兴致勃勃地拿出仪器向黄道周展示日晷的观测新方法，还介绍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比如北极星在北极的天顶、南半球太阳的影子指向南方等等。这让黄道周“悔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如此者两年之间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阴阳赢缩之说，以非观察（指郑怀魁）授我诬也”。
有趣的是，黄道周虽然在郑怀魁的启发下努力钻研天文历法，但他并没有就此完全接纳新知识。他深信中国传统的“易”与天文历法紧密相连，“易”“历”应该融为一体。黄道周试图采用“调和”的方式，找到一条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接入科学技术的新路径。他还认为：“泰西以测候为工，中原以理数为主。测候之工，存乎器；理数之主，近乎道。”西方文化是器物层面的，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道。早在明末他就能有这样的认识，可见思想上的敏锐。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福建乡试的这道考题，是李之藻对舟楫天下、开放包容的福建人有独特的期待，还是看作一种历史的偶然呢？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不过，深受海洋文化精神浸润的福建人，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似乎回应了他的期待。因为有许许多多福建人，在科学技术创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