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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任《香草笺》:清代台湾射虎必备参考

□李珍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众多文人墨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诗人黄任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据台湾学者林文龙研究,黄任《香草笺》自清代以来,风靡了台湾“整个诗坛,乃至成为书房讲授诗学的范本及灯会射虎必备参考书”。

黄任(1683—1765年),字于莘,又字莘田,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清代著名诗人、藏砚家。其幼承家学,诗书画三者兼长,尤善诗,诗集有《秋江集》《香草笺》等,乾隆皇帝曾言“福建无宝,唯黄莘田诗字为好”。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黄任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自幼聪颖好学,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20岁参加乡试就高中举人,而后“屡试不第”,但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游历闽、吴、越、鲁、冀诸地,结交文人墨客,切磋诗艺,增长见识。后到吏部候选,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时年42岁的他被派为广东四会县令,又于雍正四年(1726年)续为四会知县兼摄高要县事。然而,在任上仅3年,因才高气傲、性格耿介,受上司所妒,遂以“纵情诗酒”被劾解职,直至后来归隐福州光禄坊早题巷写诗赏砚度过后半生,一生作诗近千首。可以说,黄任一生仕途坎坷,不甚得意,却在诗文创作方面成就斐然。

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黄任,其诗文构思新颖,别出心裁,清新俊逸;加之高洁的人品,所咏之人、事、物、景万般皆有情,又易上口,故一诗写成,不胫而走,到处传诵,流布甚广,影响甚深。时人对其给予了极高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源出温(庭筠)、李(商隐),往往刻露清新,别深怀抱”。清代诗界大评论家袁枚对黄任诗文推崇备至,在《随园诗话》中高度赞赏:“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唐则李青莲一人,而温飞卿继之,宋有杨诚斋,元有萨天锡,明有高青丘,本朝继之者,其唯黄莘田乎?”

许子逊作《黄任传略》云:“莘田宦粤,有惠政。罢官归,贫不能自存,而独耽于诗,清词丽句,错落于弓衣罗帕间。七古出入韩苏,《弃妇词》有乐府遗意。五言古《筑基》《赈粥》诸篇,恺直悱恻,香山之《秦中吟》也。至七言绝句,实兼玉溪、金荃、攀川之长,有妙思,有新色,有跌宕之致,有虚响之音,一唱三叹,深情流注于其间,令人悄焉以悲,怡然以悦,黯然魂销而不自持。”

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不录在世诗人的作品,却破例选录了黄任的6首诗;黄任去世后,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叶梦苓、寄闻轩主人、云窗主人、陈应魁、王元麟分别为他的诗作笺注,这在清代诗人中也是仅见的。郁达夫《记闽中的风雅》说:“清朝像林茂之、黄莘田、朱梅崖、伊墨卿、张亨甫、林颖叔辈都是驰骋中原、闻名全国的诗人。”

黄任不仅是名重一时的诗人、书法家,还是著名的端砚收藏家,而且每藏砚必题诗。他的题砚诗别具一格,对砚的石质、石品花纹、形制、雕刻或讴歌赞美,或记事抒怀,或论砚言志,都有独到的见解,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具有文献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如“曾浸银河湿不干,支机濡染彻霄寒。谁偷吴刚砍桂斧,琢出文窗七宝团”,这是黄任得到“水岩神品”端砚时留下的题砚诗,从中可以看出诗人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绮丽飘逸的神思;而留在“生春红”古砚上的题砚诗“端江共汝买归舟,翠羽明珠汝不收。只裹生春红一片,至今墨渖泪交流”,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高要端溪三洞是著名的端砚之乡,但嗜砚的黄任不为一己之好谋良砚,为官期间仅得有百姓赠送给他的一片端石。他将此石制为井田砚,并镌诗曰:“他山半亩佃秋烟,琢得方形井地连。自笑不曾持一砚,留他片石当公田。”在此展示了其高洁的人品。

黄任晚年贫病交加,83岁病故时,那些砚台及题砚诗文带着砚人的生命气息,迅速散逸在历史的长河和茫茫人海中,写就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黄任请制砚名家吴门顾二娘所制的宝砚,有两方现分别藏于两岸博物馆——“端石随形方池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生春红”古砚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这两方古砚,见证了中华儿女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和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

黄任诗文不仅在闽地广为流传,更跨越海峡,对台湾诗坛影响深远。台湾学者林文龙说黄任的诗文在台湾提倡诗教风气之始就已流传,“(清)道光末年,高鸿飞以翰林来任彰化县知县,在他任内,聘廖春波主讲白沙书院……‘为言四始六义之教,间及唐、宋、明、清诗体’,开台湾提倡诗教风气之先”。为了揣摩古今佳作,当然“士子必须接触更多的读物,闽台一水之隔,福州、漳州、泉州等地风靡一时的《香草笺》,也很快地就广受欢迎”。“陈肇兴(著有《陶村诗稿》六卷、《咄咄吟》二卷)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赴福州应己未科乡试,重阳同友人登乌石山,有‘九日同诸友乌石山登高用十砚老人韵’七律二首,及其集中有‘无题’七律八首,已深得《香草笺》神韵。”与陈肇兴同时期的淡水林占梅,“著《潜园琴余草》诗稿,其中不乏旑旎的香奁作品,风格也明显受到《香草笺》影响”。

清末台湾社会风气日趋开放,时“偏嗜《香草笺》的文人学士,仍大有人在”,彰化举人吕汝修、台南名士许南英等都很喜欢《香草笺》。“南英著有《窥园留草》。(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曾写了一首‘戏集香草笺句’七绝……翌年,南英又作了‘王泳翔纳宠,戏作催粧诗贺之’七绝六首,第五首甚至还特别提到了《香草笺》。”另一个《香草笺》迷、鹿港诸生许剑渔,“著有《鸣剑斋遗草》,他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后,曾写了‘梦游仙用黄莘田先生原韵’七绝九首及‘望仙词用黄莘田原韵’七绝二首”。

日据时期,“一直定位在贵族文学的《香草笺》,急遽转化为平民文学”,于是台湾民间书房教师“以之作为诗学教材”。在书店中,《香草笺》“与童蒙读物等量齐观,成为学习作诗的启蒙教本”。台湾诗坛竞相模仿、套用《香草笺》句法,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香草笺》愈受推崇,于是又与传统灯谜结合,成了台湾各地元宵射虎大会上的宠儿,出尽风头”。

“《香草笺》所散发的文学魅力,风靡了(台湾)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使薪尽火传的重责大任,唯此是赖。”因此,林文龙说黄任的诗文是“恢宏汉文学的大功臣”。当代学者陈名实认为,当时的“黄任诗文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成为台湾人民思念祖国的寄托,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激发民族精神都有积极作用”。

台湾光复后,黄任的诗文影响仍然很大,台湾民间许多人都会背黄任的绝句。1958年,张作梅在台北重刊《香草笺偶注》。1980年,台北再次重刊《香草笺偶注》。

“一诗写成,不胫而走,到处传诵,晚年更风靡天涯,享誉海内”的清代诗人黄任,他的作品和事迹为人津津乐道,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了台湾,成为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不仅丰富了福建和台湾的地方文化,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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