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议论文的抒情性问题，看似简单，实较复杂，且有争议，仍需辨析。它针对议论文中的情理关系，涉及抒情的有无、浓淡、巧拙、优劣和效能等问题，有必要结合文本略加阐释。
在科学理性的影响下，人们常常认为议论文是客观、理性的，文学是主观、感性的，二者不能兼容，这种成见发展到极端，就有胡怀琛在1933年版《议论文作法范例》一书中的说法，他将理智与情感割裂开来，将科学与文学对立起来，必然排斥议论文的抒情因素，也否认议论文成为文学散文的可能性。这种“无情”的议论文并不罕见，确与文学无缘。
吴念慈（杜国庠）在1934年出版的《论辩文作法讲话》中，则认为议论文“包含着抒情文的成分”，“论辩文须表现作者底热情。无论是立论的也好，是驳论的也好，论辩文底作者都是希望社会有所兴革，才来写他底论辩文的。这就是说，作者对于社会具有热情，所以觉得它不好，希望它好。论辩文所以能够感动读者的根源就在这里。而读者被感的深浅，全视作者底热情底浓淡及其表现底巧拙”。
他把抒情视为作者议论说理时内生的而不是外加的情感表现，“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才有丰富的情感，表现出来，才成为动人的文章”。这对议论文中的情理关系持有辩证的看法，对议论文的文学化具有引导意义。这种“有情”的议论文，可以将作者的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有机联系起来，将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融为一体，就不仅能达成情理相生的妙境，且能见出作者的情怀识度和议论风采，就有既令人信服又让人感动的双重魅力，也有可能转化为议论性的文学散文。这在现代议论文中也不罕见，尤以鲁迅的杂文最有成就和影响。
杂文是现代议论文的代表文体，具有议论说理的情感化特征，在鲁迅笔下更带有“释愤抒情”的情调。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自述杂文写作“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如果说他的随感录有感而发，短小精悍，智慧与情感的交会最为简捷敏锐；那么，其长篇议论文的情理交融就更为错综复杂、丰富多样。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层层深入地阐述该打“落水狗”的道理，不仅对反动势力走狗们即便“落水”也要“咬人”的“狗性”有着透彻的理性认识和强烈的憎恶之情，对主张宽容者的所谓绅士风度也加以讽喻，从而警醒提倡“费厄泼赖”者改变观点。
鲁迅自称“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的后面》）。他以历史和现实的血的惨痛教训写下的议论文，议论说理总是与释愤抒情融为一体，其基调是“有情的讽刺”而非“无情的冷嘲”（《〈热风〉题记》）。诚如王任叔《抽思（二）》所言：“有感必有情，有情则有艺术的凝结力。此鲁迅的杂感之所以为艺术品也。”“有感必有识，有识则深入而有创见。此鲁迅的杂感几乎每篇等于创作也。”这对鲁迅杂文有情有识且又融化无间的论说艺术是深有体会的，揭示了杂文艺术引人入胜的奥秘。
也如当时一般读者所说：“鲁迅先生的作品使我们愤怒，使我们猛醒，唤起我们那灵魂深处的战斗的精神。”（桐华《悼鲁迅先生》）正因为杂文“也能移人情”，所以鲁迅宣告杂文“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杂文也因鲁迅的杰出创造而成为议论文中最早被认定为文学散文的一种主要形式。
其他议论文也能将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融为一体。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说文《“今”》，就充分体现议论说理抒情化的魅力。他开篇就亮明自己的观点：“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正文分三个层次递进申论，先是说明“今”为什么最可宝贵和最易丧失的道理，接着批评不知爱“今”的人厌“今”复古、空想将来、乐“今”自足的失误，进而阐明“过去未来都是现在”“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的哲理。
结语总括全文主旨：“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
这篇文章以抒情笔调说理，将爱“今”就是抓住现在、努力奋斗以创造未来的真谛说得情真意切，思辨透彻而又胸怀远大，议论风生而又激情洋溢，议论文也就变成情理交融的文学散文，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至今仍有引人深思、令人奋起的活力！
稍加比较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这两篇名文，可见他俩发起新文学运动时不仅在思想主张上同中有异，表达方式也不一样。胡适态度温和，说理冷静，只把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说得有理有据、条分缕析，达到以理服人、引人讨论的目的，可说是学术论文的常规写法；陈独秀则热烈声援胡适的白话文主张，进而高举“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大旗，抨击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非分明，称情理兼到的范文。
二者对文学革命都有发动之功，但在感召力和推动力上，无疑是陈独秀之文更有力量，连胡适读后也感到“快慰无似”（《寄陈独秀》）。这很能说明议论文不仅要立论高明，说理透彻，论证充分，还要激情充沛，爱憎分明，才能产生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的复合效果。
有人提出议论文宜用一种“纯然客观，不动情感，不动声色，不表现说话人，仿佛也不理睬听众”的所谓“零度风格”。对此，朱光潜在《漫谈说理文》中批评“这种论调对于说理文不但是一种歪曲，而且简直是一种侮辱。说理文的目的在于说服，如果能做到感动，那就会更有效地达到说服的效果。作者自己如果没有感动，就绝对不能使读者感动”。
由此说来，议论文中的抒情性既内在于作者的思维过程，又外化于论说的字里行间，虽有浓淡、巧拙、优劣和效能等差异，却是有助于议论说理的情意化和文学化。议论文越充分地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真知灼见、胸怀气度和个性风格，就越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越有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