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陈设的形式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反映了不同时代审美观念的转变。各时代对于不同书画形式所表现的情感旨趣各有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绘画的主题和内容上，也体现在书画作品的尺幅和陈列方式上，巨幅书画作品通过其外在的渲染，以其气势宏大的特点，产生了强烈的醒目效果，推动了形式美感的多样性。

在明代画家杜堇的《古贤诗意图卷》中，我们可以发现巨幅书画陈设的现象已经存在，这种趋势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在清代画家陈枚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卷》和《月曼清游图之围炉博古》等作品中，也可见到类似的现象，这些作品展示了巨幅书画在不同场合的广泛应用。

巨幅立轴与横幅的流行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书画陈设深受传统美学观念的影响。古代书画家“中和之美”的审美意识控制着书画语言的冲击性，士人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这种思想也反映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不是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构图，而是那种简约而富有内涵的美，因此，他们的书法作品往往简洁明了，却又意蕴悠长，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又因作品多为朋友间的通信往来，书法家的笔触自由奔放，随心所欲，文字内容中透露出平和流畅的创作心态，展现出晋人特有的洒脱。所以，晋人书法以展现案头情趣为核心，其幅式通常较小，却能以咫尺体现万里之势，成为这一时代的艺术特色。

相较之下，宋人书法更注重意境的营造，大字草书的创作需要有相应的容量承载，以展现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淋漓的情感表现。例如，黄庭坚的《诸上坐帖》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书画作品，这些长卷作品在横向展开时可达数米之长，展现出了极大的艺术气魄。《宣和画谱》就记载郭熙“于高堂素壁，放手作长松巨木”。《南漘楛语》也有关于北宋书法家石延年等人擅长写大字的记录。

宋代长卷书画以院体画家创作为主，鲜见巨幅尺寸之作。《画史》提到米芾与好友间的书画交易情况：“余以范宽图易僧梦休雪竹一幅……今蔡圣道有六幅，长丈余，奇甚，大屋梁方可挂，森森如坐竹下。”可见“长丈余”的画作尺寸在当时比较罕见，适合悬挂于大屋梁之下。

该书还记载米芾的宝晋斋的书画悬挂情况：“余又尝作支、许、王、谢于山水间行，自挂斋室……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挂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褾出不及椅所映，人行过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图，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可见米芾的书斋挂画作品，其尺幅相对较小，且本人也不愿创作大幅画作。

到明清时期，艺术领域涌现出了许多新的风格和流派。《闲情偶寄》记载：“名流墨迹，悬在中堂，隔寻丈而观之，不知何者为山，何者为水，何处是亭台树木，即字之笔画杳不能辨，而只览全幅规模，便足令人称许。何也？气魄胜人，而全体章法之不谬也。”因而，巨幅立轴与横幅的书画形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独特审美追求，常见于宫廷、私人府邸的书房和客厅、寺庙等场地，成为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艺术品之一。

清代巨幅书画的陈设风格广泛流行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一是宋代的壁上观挂轴形制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书画作品呈现出字径增大、挂轴形制巨大的特点。例如，王铎、傅山、张瑞图、高凤翰、解缙等书画家的作品，线条起伏空间大，气势磅礴，悬张于壁上，仿佛有万钧之力，这种风格突破了传统的鉴赏习惯和审美心态的束缚，使观众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体验，感受到震撼与崇高的艺术气势。

其二是受到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影响。清代硬山式建筑的承重方式有所改变，砖土、砖石等材料的配合使用，让墙面更加稳固且开始承担承重功能，部分柱子的承重功能减弱，这种建筑形式有三面高墙，墙体面积增大，为巨幅书画陈设提供了充足的场地与空间。

其三是清代书画家的创新精神是推动巨幅立轴与横幅书画流行的重要原因。他们不仅在绘画技法上进行了创新，而且在题材和构图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些书画作品往往气势磅礴，构图巧妙，充满了艺术性和观赏性，极大地提升了巨幅书画的市场价值和社会地位。

其四是清代商人崛起，商人收藏家的出现，推动了巨幅书画陈设的市场，使之成为流行家居装饰的重要元素，书肆画肆兴旺发达，以应市民书画陈设装饰的旺盛之需。

巨幅书画的陈设方式体现了清代社会对于室内空间美学的新追求，无论在形制的发展还是审美的角度上，都为整个时代注入了新鲜元素。它们不仅作为艺术品独立存在，更与室内的其他器物装饰相互配合，展现出一个充满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的空间。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