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日历是由网络世界的两场“数字行动”打开的：一场是为抗议美当局封禁社交媒体TikTok，大量带“#TikTokRefugee”（TikTok难民）标签的美国网民涌向中国小红书，并由此开启了中美网民之间夹杂真诚、戏谑以及惊叹的民间交流；另一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DeepSeek横空出世，在国际政治、科技、经济及文化等不同领域都掀起了关注与讨论。这两场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本质上都是网络社会权力与反权力的博弈，但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网络社会权力博弈的是话语，是切换网络的能力。穿越技术和新闻事件的现象层面，重访著名信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传播力（Communication Power）”的观念，在权力的网络理论中重新审视传播的力量，以及全球网络舆论场的中国机会。

卡斯特“传播力”与国内媒体融合中的“传播力”内涵不同，他认为在网络社会中“传播就是权力”。传统的权力理论中，强制和话语是权力行使的两种主要形式，前者由颁布和执行法律与命令的国家机关实施，后者则由各种文化机制产生，并通过传播系统合理化。在卡斯特之前，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就将“传播”作为一个关键要素引入了权力的理论中，他认为“‘合法性’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构共同意义所引发的同意，而这种意义恰恰是通过传播行为的过程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在网络社会语境下，卡斯特进一步将权力与传播“同构”起来，他认为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化代码和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进行的”。换言之，网络社会中，来自国家的“强制”权力受到地域、空间、法规的限制，难以在权力关系的构建中得到较快反应，而“话语”权力则依托网络“流动空间”得以快速反应，传播不再是权力实现的方式之一，传播就是权力。卡斯特的传播力概念也是对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回响：“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

问题在于：网络社会中谁掌握了传播的权力？用卡斯特的话来说，虽然“媒体不是权力的持有者，但它们构成了权力发挥和最终行使的空间”，在此意义上，所有的政治本质上都变成了媒体政治。而互联网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权力关系。网络、数字媒体以及各种社交软件的普及，使纵向的大众传媒和横向的网络社交媒体逐渐融合在同一个系统中，形成了卡斯特所称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从形式上看，在大众自传播中，信息的发出者与接收者都是个体；但就其传播范围而言，这种传播形式潜在具有与“全球的受众相关联的可能性”，从而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这种矛盾性使大众自传播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字超文本，将人类交互行动产生的文化表现尽可能地“包容、混合并整合入其中” ，网络空间由此成为人们交流情感、寻求互助等展开日常经验的场所。这就是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大众自传播具有灵活、即时和不受束缚的能力，使权力不再集中于机构（如国家）、组织机构（媒体）之手，而是虚位化铭刻在文化的符号中；与此同时，全球无数的普通用户都被技术赋权，可以在社交媒体诸如微博、小红书或TikTok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全球范围内，网络空间的“流动性”同样也意味着话语权力新的分配机会，全球很多国家都在加速布局互联网场域的国际传播，当前“全球南方”运动也正是变革国际话语秩序的关键力量之一。

只要存在权力，就势必存在着反权力。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反权力机制有两种：网络的“编程（programming）”和网络之间的“切换（switching）”。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编程”，即制定特定网络的规则和意义。网络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无论是统治的动力还是对统治的反抗，都通过形成独立的网络以及/或者对现有网络进行重新编程。“切换”是控制或改变各种战略网络之间的连接。网络社会中各不同的权力网络往往相互联网，但并不合并，比如政治网络、媒体网络以及科技网络等网络之间的连接。个体往往同时连接多个权力网络，在任何信息动荡时通过快速“切换”网络来实现对权力的反抗。

网络技术既可以被特定的组织机构使用，同样也能够为弱势或边缘化的民众、组织所用，遏制权力并重构社会关系。“TikTok迁徙小红书”和“DeepSeek横空出世”可以看作是卡斯特权力的网络理论之传播实践案例。DeepSeek作为传播技术的创新，芯片是其算力基础设施，而美国自2022年起对中国芯片“禁售”，迫使DeepSeek团队在算法上突破，以较小的参数量实现了接近ChatGPT的性能，并通过成本、效率、开源等系统性创新改写中美AI博弈的全球叙事。从某种意义上，DeepSeek就是“编程者”的角色，这种对规则改写的反制，使中国在科技话语中从“追随者”变成了“创新者”，也印证了卡斯特的判断：网络社会中的支配者永远是那些“定义文化符码的人”。

如果说DeepSeek是用自己的“编程”能力来反抗美国的强制权力的话，美国网友则是采取“切换”网络来表达自己反抗的权力。TikTok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几年中遵循着互联网协议、所属地的法规持续运营，而美国用户将自己的生活、见解或情绪以图文、视频的方式上传到平台，在数字互动中涌现出生活的各种意义，这是一个自足的网络空间。而美国政府出于对中资背景企业的打压，以国家安全和数据隐私为由禁用TikTok；作为大众自传播的主体，美国网民不愿接受政府的强制，选择了“切换”网络、转战小红书的方式，甚至给自己贴上“难民”的标签，以话语权力来反抗来自美国国家权力的强制。

DeepSeek才刚起飞，TikTok的未来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身处智能革命的浪潮之中，以卡斯特的权力的网络理论来审视这两个新闻事件，为我们思考智媒时代国际传播如何寻求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在全球网络舆论场中发出“中国声音”提供新的视角。在深耕传统媒体领域之外，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的理念，以“编程”思维在已有的网络社交媒体中重置话语的权力网络，以“切换”的思维在异军突起的网文、游戏、微短剧等内生性“数字华流”平台等赛道重新叙事，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网络中另辟蹊径，从而将卡斯特权力理论框架的“编程”“切换”“流动”三重维度完成闭环，或可成为下一阶段“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