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觊觎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水,我们的土地,甚至我们的国家。一旦得逞,将摧毁我们的生活。”本月新当选的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党首马克·卡尼在胜选演讲中这样警告。
加税、胁迫、退群、断供……美国媒体惊叹,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推出的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正在“颠覆”二战后美国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原则。事实果真如此吗?
纵观美国战后外交史,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动作都能找到类似的先例。本届美国政府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其所作所为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美国优先”的霸权性质始终是美国外交的真实底色,特朗普政府只不过是更加直白,让习惯于美国传统精英阶层塑造的美国形象的人感到惊诧而已。
“复苏19世纪的帝国主义”
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对美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参与情况予以“评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不平衡的盟友关系”,不能假设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会永远持续。这些做法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做法一脉相承。
“关税大棒”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特朗普在1月20日就职当天宣布成立负责征收关税的“对外税务局”,此后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还要求相关部门确定与每个外国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刊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理念和挑衅性关税政策“反映出根植于19世纪的重商主义世界观”。
胁迫他国、觊觎他国领土和资源的一连串举动,具有其历史上显著的帝国主义色彩。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特朗普宣称要“清空加沙”“接管加沙”,以停止援助为要挟,逼迫埃及和约旦接收巴勒斯坦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以暂停对乌援助甚至公开质疑乌总统泽连斯基合法性相威胁,逼迫乌方签署矿产协议。
特朗普政府多次宣称,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扬言“吞并”格陵兰岛,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近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复苏19世纪的帝国主义”。
“这些行为并非前所未有”
“天翻地覆”“显著改变”“完全逆转”……这些“惊呼”近来频频出现在美国媒体关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报道中。《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政府显著改变了战后数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从根本上重塑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然而,美国知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其《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看看二战后所有美国总统的表现便能明了,(特朗普政府)这些行为并非前所未有。”
在退群断供问题上,里根政府1983年曾表示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是随着该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稀释”,该组织已不再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奥巴马政府2011年也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该组织成员为由,大幅削减对该组织的经费支持。这些做法的本质是,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特朗普与他们并无二致。
特朗普政府对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方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为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抽身,瞒着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同北越方面在法国巴黎进行秘密谈判。为让南越接受相关协议,美国承诺向南越提供大量援助。1973年1月,美国同越南各方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随后开始撤军,但此前对南越的援助承诺最终沦为空头支票。时任南越领导人阮文绍的话令人玩味:“成为美国的敌人很容易,但要成为朋友却很难。”
特朗普政府也不是首个想要占据格陵兰岛的美国政府。1946年,随着冷战“铁幕”徐徐落下,美国杜鲁门政府看中格陵兰岛的地缘战略价值,向丹麦提出以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和阿拉斯加州部分油田的开采权来换取格陵兰岛。1946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在与时任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晤时提出,丹麦将格陵兰岛卖给美国会是“最直接且令人满意的选择”。丹麦对美方的提议感到震惊并予以拒绝。
在经贸问题上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在巴以冲突等问题上长期持不公正立场,更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常规操作。英国《卫报》评论:“哪怕在那些更有绅士派头的总统执政期间,美国也长期保持着违反国际法、羞辱国际机构以及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采取单边主义行径的记录。”
“一如既往的本质”
“美国优先”并非特朗普政府的发明创造,而是贯穿于美国外交史的真实底色,体现的是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美国希尔斯代尔学院军事史项目主任马克·莫耶表示,如果抛开言辞而只关注政策内容,特朗普政府与往届政府区别并不大。
日本前外交官、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外交和国家安全研究主任宫家邦彦在《日本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以他27年的外交经验来看,无论谁是美国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遵循“美国优先”,从未出现“美国第二”的情况。“美国优先”是“美国一如既往的本质”。
一些国际政治分析师指出,二战后,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或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体系中,“美国优先”主要体现在争夺霸权和维护霸权的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在言语上反复宣扬。当下,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更为赤裸裸地宣扬和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主要是因为美国实力衰落以及焦虑上升,以此孤注一掷。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认为,“美国优先”之所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与美国综合国力日趋下降、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焦虑感普遍上升密切相关。宫家邦彦也表示,每当美国处于困境时,“美国优先”的真实面目便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根表示,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从欧洲来到这片大陆的殖民者在获取土地和财富的过程中展现出贪婪利己的个人主义,这成为美国此后不断对外扩张的动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认为,基于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美式民主制度为其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提供“认可和授权”。例如,美国经常凭借国内法律实施长臂管辖和国际制裁,甚至发动战争。
正如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奈斯琳·马利克所言,特朗普政府的诸多政策并非凭空而来,其所暴露的恰是美国的本来面目。“‘特朗普主义’有许多根源,其中之一便是由特朗普的前任们构建的政治体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