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4日，圆珍入唐求法的56件相关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和中日文化交流互鉴的宝贵证物，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珍贵遗产。
这份史料正式名称是“智证大师圆珍相关文献典籍——日本·中国的护照”。圆珍相关的文献典籍是大津市园城寺（三井寺）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收藏的56份古文献群，均为日本国宝级文物。这56份文献，包括唐朝政府发行的通行证——过所。
而在此前，虽然有新疆发掘出土过所的案例，但圆珍当年手持的这两份过所，是全世界迄今唯一保存传承至今的原件，是了解唐朝交通制度的重要史料。
三井寺的收藏
圆珍（814—891年），日本赞岐（香川县）人，俗姓和气，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侄孙。
853年（唐大中七年、日本仁寿三年），圆珍在权臣藤原良房等人的支持下，乘唐朝商人钦良辉的商舶（一说为新罗商船）入唐。八月十五日，抵福州府连江县登陆，驻锡福州开元寺。一个多月后，圆珍获准赴天台山，便从福清海口镇起程乘船北上，先经温州，后于十二月抵达台州天台山。后来，圆珍又获准进入长安，拜高僧为师，受法密教。随后又返回天台山。
858年（唐大中十二年、日本天安二年）六月，圆珍搭乘唐商李延孝的商船，携带经书千余卷回到日本。他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历史上与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宗叡并称为“入唐八家”，是“入唐八家”中携回佛教经论最多的求法僧人。
三井寺位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的琵琶湖畔，寺里珍藏着两件来自中国的珍宝：大唐颁发的通行证——过所。这两份纸质的过所，是三井寺第一代住持圆珍法师前往唐朝求法时使用，并由他本人带回日本的。度关山，越沧海，两份过所历经1100多年，现在静静地躺在三井寺收藏馆的展示柜里供人们欣赏。
第一份过所，是由越州（今浙江绍兴）都督府签发的——
越州都督府：
日本国内供奉敕赐紫衣僧圆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满，年伍拾，驴两头，并随身经书衣钵等。
上都已来路次检案内，人贰、驴两头、并经书衣钵等。得状称，仁寿三年七月十六日离本国，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到唐国福州，至八年九月廿日到越州开元寺住听习。今欲略往两京及五台山等巡礼求法，却来此听读，恐所在州县镇铺关津堰寺不练行由，伏乞给往还过所，勘得开元寺三纲僧长泰等状同事须给过所者，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
大中玖年叁月拾玖日给府（叶新）功曹参军（奉）史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丞（奕）
第二份由大唐中央官署尚书省签发——
尚书省司门：
福寿寺僧圆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满年伍拾，并随身衣道具功德等。
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上件人贰，今月日得万年县申称，今欲归本贯觐省，并往请道州府，巡礼名山祖塔。恐所在关津守捉（官职名称），不练行由，请给过所者准状，堪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
主事（袁参）都官员外郎判祇令史（戴敬悰）书令史
大中玖年拾壹月拾伍日下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丞（郢）
大中是唐宣宗年号，仁寿是日本文德天皇年号。仁寿三年与大中七年指的都是公元853年。
从第一份过所中可以看出，圆珍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大中七年（853年）九月抵达福州。入唐之初，圆珍先在福州开元寺学习等。一年后一路向北，大中八年（854年）九月二十日抵达越州。他计划前往洛阳、长安以及五台山巡礼求法，于是向越州都督府申请过所。“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字样，说明圆珍于大中九年（855年）三月十九日拿到过所后，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经潼关进入大唐国都长安。
通过第二份由尚书省司门签发的过所信息，可以看到大约半年之后，圆珍仍与丁满一起，骑驴离开长安。圆珍抵达长安后，曾先后在著名的青龙寺、福寿寺求法。“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中，蒲关指的是黄河上的蒲津古渡口。圆珍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往北过黄河进入了山西。这也符合过所中提到的“不练行由”的说法，意思是过所持有者，旅行时不必完全按照固定的线路。
根据唐代官方规定，往来行旅之人通关必须申请过所。《唐六典》记载：“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
圆珍入唐
唐宣宗大中年间，距离安史之乱发生已过了100年，短暂的“大中之治”，已难以掩饰大唐仅剩的落日余晖。但对于日本来说，大唐的魅力似乎并没有减退。圆珍大师就是带着与前辈们一样的憧憬，踏上大唐土地的。
根据日本僧人尊通在1460年左右编撰的《智证大师年谱》，圆珍出生于814年，是日本第12代天皇景行天皇的第15代孙。
唐大中七年（853年）三月，圆珍在日本涉外机关太宰府获得了前往大唐的公验，这是他此次旅行的第一份文件，相当于现在的日本护照——
日本国太宰府：
延历寺僧圆珍，年四十，从者捌人，随身物经书衣钵剔刀等。得圆珍状云，将游行西国礼圣求法……仁寿三年二月十一日大典越。
七月十六日，圆珍跟着唐朝商船泛海西游。航行到第四天，他们在海上遇到大风，商船一路漂到“琉球”（实为台湾岛）。幸运的是，航向虽有改变，但他们最终还是安全靠泊，抵达福州连江海岸。
再来看看圆珍一行入唐之初的情况。唐大中七年（853年）八月十五日，圆珍一行抵达福州连江县。圆珍一行在福州期间，驻锡福州开元寺，等待官方公验。其间，圆珍与福州开元寺诸僧结下深厚友谊。圆珍与寺僧惠灌、常砧、常契、存式、智海、义雄、参寥、履权、令端、李宁、般若恒罗等均有所交往。其中，以圆珍与惠灌、般若恒罗、存式的交往最具代表。住寺期间，圆珍从寺院的僧人处学习各种佛教知识，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佛教经疏及法物，并编写目录。
据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法师介绍，圆珍入唐期间一共编纂四种目录，记录其入唐期间所得的经文章疏及法物。其中，圆珍所撰最早的目录是《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根据题记，该目录是大中七年九月廿一日在福州开元寺期间所作。该目录记录了圆珍在福州所得的经文章疏共计156卷，此时距圆珍入唐才一月有余。此外，又据圆珍归国后自撰的《弘传真言止观两宗官牒》所记，开元寺传教大德存式还舍授各疏义近200卷。
综上可知，圆珍前后在福州虽仅停留一个半月，但收获非常丰富。他不仅先后从存式、般若恒罗学习律、法华、华严、涅槃、俱舍、密宗、悉昙等学，还求得经疏156卷（或300多卷），接受法物5件。而据圆珍自撰《智证大师请来目录》记载，他一共在两京、两浙、岭南、福建等求得诸家章疏、抄记、杂碎、经论、梵夹等1000卷、法物8件。可见，福州所求的经疏、法物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福州“公验”
圆珍在福州居留求法一个多月后，由福州福唐县（今福清市）出海，循海路北上温、台、越等州。当时，福州都督府给他们颁发了一份公验。这份公验的格式与其在日本国拿到的完全相同，说明日本不仅在文字上，而且从制度上完全照搬了中国唐朝。
这份公验上共有福建的三名各级主管官员签字，分别是福（州）府录事参军平仲、福建都团练左押衙充左厢都虞侯林师翼和福建海口镇镇将朱浦。
福州都督府的公验，除了在“申请书”正中间盖了一个官印外，还在红色印章上写了一个“印”字，其中最后一笔斜着贯穿全文。
福建都团练的公验，由其属官左押衙充左厢都虞侯林师翼签注，内容是“日本国僧圆珍等柒人往天台五台山，并往上都巡礼，所在细勘过。（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
同一份公验上，留下“福建海口镇，勘日本国僧圆珍等出迄。大中七年九月廿八。镇使魏动邀、镇将朱浦”的签注记录。
这份公验弥足珍贵，为后世留下一段早已远去的历史，明确无误地告诉后人，早在1000多年前，福清海口就已经是福建对外开放、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输出的重要门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三年（725年），闽州都督府改称福州都督府，隶属于江南东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设立军事长官经略使。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军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这是福建名称出现之始。唐大历六年（771年），福建经略军使改为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是当时福建的最高军政长官。
《新唐书·兵制》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唐大历六年（771年），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设立的同时，建置了其下属机构海口（军）镇，配置镇将和镇使，并派驻军约300名。显然，海口镇就是根据当时兵制所设置的屯兵戍防的一个军镇。
海口因位于福建福清的母亲河龙江的入海口而得名。海口港作为天然良港，1000多年前海上贸易就十分兴盛。海口唐代即被列为福建首批海防军镇，到了明洪武年间又升格建置指挥使司，驻军编制5600名，成为与天津卫、威海卫等齐名的镇东卫。
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在福建沿海海防设有五卫十二所，自北向南为福宁卫、镇东卫、平海卫、永宁卫和镇海卫。镇东卫镇守福建东部百里海疆，下辖长乐梅花、福清万安两个千户所，可见其作为重要港口和海防重镇的历史地位。
圆珍从福州北行，先后从温州的横阳县、安固县、永嘉县、黄岩县、临海县及台州得到公验，共计6件，这些文件被装裱成一卷，长达338厘米，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名为《圆珍台州温州公验》。
如今通过网络，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欣赏到这些珍贵文物的图片，同时想象一个日本僧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艰苦行程。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透过熟悉的汉字，还可以想象当年中华优秀文化如润物细无声般播撒到世界各地的强大力量。
流芳千古
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六月，圆珍再次搭乘唐商船舶，携带经书1000多卷回到日本。每一本经书的名字，他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现在日本滋贺县三井寺展出的文物中，就包括这些经书目录手卷。
圆珍回到日本后，住在太宰府附近的寺院等待召见。文德天皇本来决定于八月十四日召他进见，但他突然去世，年仅9岁的清和天皇即位，并改用唐太宗200多年前使用过的年号“贞观”。862年，从大唐归来4年之后，圆珍给清和天皇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题为《圆珍请佛法公验奏状案》的奏章，详细汇报了他前往大唐求法的全过程。这份亲笔奏章同样成为入列《世界记忆名录》的文件之一，也在三井寺的收藏馆里，与两份过所一起对外展览。
关于抵达大唐海岸的经历，圆珍在奏章里写道：“十五日午遂获着岸，而未知何国界，便问所在，知此大唐国岭南道福州连江县界。于时国号大中……合船喜悦。”随后所到之处，都是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他提到在公验上签字的福州官员林师翼时说，两人“才见喜欢，犹如旧识”。
这份奏章可以看作是他5年大唐之行的总结报告，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大唐的仰慕和对求法丰硕收获的自豪之情。奏章全部是汉字，行楷写成，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内容看起来也并不深奥。
圆珍回到日本后，屡次被请到皇宫讲经修法。后来他移住到三井寺，被尊为三井寺第一代住持。圆珍在三井寺创立唐院，收藏由中国带回的典籍，这就是今天三井寺唐院的前身。868年，日本天皇敕许以三井寺为传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圆珍成为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
回到日本的圆珍经常回想起在大唐的日子，且仍然与唐朝商人保持密切往来，接受他们不断从大唐带回的经书。
891年，78岁的圆珍圆寂。927年，日本醍醐天皇授予他“智证大师”的称号。敕封书由著名书法家、有“日本王羲之”之称的小野道风书写，这份敕封书现在被公认为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书法作品之一。
曾实地参观过上述文物的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会长林文清说，这些珍贵文物让我们感触到大唐兼容并蓄的伟大精神，翔实考证并可唤醒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久远记忆。
目前，福州开元寺建有圆珍大师法身纪念塔一座，以纪念圆珍入唐。法身纪念塔安立于2007年，当时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日本内阁府政务官冈下信子女士一行前来参加安立仪式。塔由冈下信子携木村朝映、青山惠美共同捐造。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