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全国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向西南转移，西南在祖国抗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以云南省为例，该省不仅在抗战中云集了上百万的军队、工厂、企业等南迁人员，还有南迁入滇的代表中国文化界和科技界的几十所高等院校。另外，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滇缅公路是我国唯一的国际陆路交通命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全部经滇缅公路运入，而滇缅公路在云南境内长达959.4公里。云南在祖国抗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40年，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慰劳时，曾经有过两次云南之行。第一次是1940年7月30日至8月13日，第二次是194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陈嘉庚两次考察一共在云南停留了20天。

20天里，陈嘉庚先后到访了昆明、下关、楚雄、大理等地，考察了当地的政府办事机构、工厂、学校、医院。在此期间，他在昆明广播电台发表了三次演讲，在西南联合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与南侨慰劳团团员、南侨机工成员、新闻媒体记者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获得了大量关于国内抗战的一手信息。

1937年8月20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他国家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如何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打破日军的封锁，就成为抗战的当务之急，西南运输总处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全称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1937年10月1日成立于广州（时称“穗总处”）。1938年9月，日军进攻广州，西南运输总处西迁云南昆明（时称“滇总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管理运输的主要机构。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以后，西南国际交通线变得更加重要，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了重要交通运输线。西南运输总处的运行情况关系着国际抗战物资能否顺利运至国内，所以自然成为陈嘉庚云南之行的考察重点。

陈嘉庚抵达昆明的第二天，专程前往西南运输总处考察，并与西南运输总处副主任龚学遂进行深入交流。西南运输总处刚成立时曾一次购置了3000辆汽车。至陈嘉庚抵达昆明时，“可用者约一千辆，两三百辆在维修，余者概已损坏矣”（《南侨回忆录》）。在与龚学遂的交谈中，陈嘉庚还了解到，自从英国政府对滇缅公路实行部分物资禁运后，我国在缅甸境内积存的五六万吨军火已无法通过滇缅公路运回国内，这使得中国的抗战形势更加危急。

陈嘉庚在云南考察期间，令他感到不胜其扰的事情就是接二连三的各类宴请。例如，8月3日傍晚，当陈嘉庚一行抵达下关时，当地的李主任“设宴三席，物味丰盛”。大概当地官员也耳闻陈嘉庚对公款吃喝一事深恶痛绝，所以这个李主任特意说明：“本午席系大理绅商招待。”意思是没有花公款。这顿饭从下午1点一直吃到3点，“彼等仍呼酒令未休”，令陈嘉庚感到“甚不耐”。

这顿饭刚刚吃过，下关某医院院长又请陈嘉庚出席第二天的欢迎宴会，被陈嘉庚“极力辞却”后，又说“筵经定办不可退回”，陈嘉庚并不为所动。交通部某官员为了能请到陈嘉庚，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毕业于厦门大学，希望校主能出席欢迎宴会，但陈嘉庚“亦辞之”。国民党官场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让他感到既失望又痛心。

1939年12月6日，陈嘉庚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里，已谈及南侨总会即将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1940年3月6日，聚集在新加坡的30余名慰劳团成员搭乘海轮“丰庆”号启程，另有10余人从菲律宾、安南、香港等地出发，在缅甸仰光会合后转乘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前往昆明。慰劳团分为3个分团，每团15人。慰劳团一行原定4月初可抵重庆，结果迟至4月14日始到，“其迟到原因，为蒋才品翻车受伤”。蒋才品受伤后，留在下关医院治疗，其余团员则取道昆明、贵阳，最后抵达重庆。

抵达下关后，当得知蒋才品养伤的西南运输医院距离他下榻的中国旅行社仍有十里路程，陈嘉庚没有丝毫犹豫，“即雇轿往十里外山中，西南运输医院，视蒋才品君伤况如何”。到医院后，他发现蒋才品在这里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且环境“颇清爽”。不过，限于战时环境和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蒋才品受伤已超6个月，医生也穷尽了一切手段，“犹不能愈”。

陈嘉庚探视时，蒋才品的精神虽好，但仍无法自行起坐，大小便也无法自理。考虑到当时昆明的医疗条件有限，陈嘉庚遂建议将蒋才品转移至仰光就医。临别时，陈嘉庚还送给他500元作为零用钱。

云南的制盐业历史悠久。盐不仅是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1940年8月2日，陈嘉庚按照计划前往下关考察。途中，他参观了一间由云南省政府创办的“颇有成效”的制盐厂。根据观察，“该厂煮盐虽亦燃煤炭，然系用新法”“每担盐水可熬成白盐廿斤”“每日能出盐数百担”。

在云南大理，陈嘉庚还参观了几家生产大理石的工厂，发现这些工厂不仅“规模均小”，而且制作大理石“概系手工”，因为没有使用机械进行精准切割，所以“制成每件成品，须损失数倍原料”。陈嘉庚感慨：“若用机器锯开，则相差甚远。”

在昆明期间，陈嘉庚还在秘书李铁民的陪同下，于8月9日夜专程前往西南联大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内容包括“侨胞对祖国经济上的贡献”。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陈嘉庚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勉励各位青年学子主动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

陈嘉庚回国慰劳期间，发现国统区报纸对于南洋华侨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报道很少。所以，他每到一地，很注重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国民政府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他向来是直言不讳。8月12日，昆明各界召开欢迎会欢迎陈嘉庚一行，会后媒体记者见缝插针，对陈嘉庚进行了提问。因为1940年6月初，陈嘉庚刚刚访问过延安，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民选县长等政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对记者说：“及至往西北各处回来，已明大概，诚百闻不如一见。”

至1940年冬，陈嘉庚的回国慰劳之旅已接近尾声。11月29日，陈嘉庚偕侯西反等一行七人离开贵阳前往昆明。11月30日深夜，陈嘉庚一行抵达昆明。记者闻讯纷纷前来采访。陈嘉庚对记者说：“余等此次返国慰劳，历时八月，遍经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行程达五万余里，用交通工具十七种之多。”（《陈嘉庚等前晚抵滇》，载《神州日报》1940年12月2日）

虽然陈嘉庚在云南只停留了短短20天，但国民政府在管理上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令陈嘉庚感到忧心忡忡。回到新加坡后，他到各地发表演讲，如实向侨胞报告在国内考察的见闻和观感，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政府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加速了陈嘉庚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道扬镳。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