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在海中，西北有山”。福建依山傍海的资源禀赋造就了闽人越山闯海的历史活动，其中八闽儿女因海洋生成的物质表象和精神内在整体，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福建海洋文化。纵观山海互动的历史沿革，王景弘下西洋是福建海洋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典型案例。

回顾历史，王景弘在1405年奉明成祖之命协助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去世后，又奉旨第八次出使西洋。王景弘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影响深远，这一历史进程也从价值取向、内在动力和重要保障三个维度为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是福建海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自古倡导多元文化汇聚、化解冲突和凝聚共识的价值理念，不以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内容为界限，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一内在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通过海上活动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福建海洋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

王景弘自1405年起，与郑和受命共同率领船队下西洋，以“共享太平之福”为目的，经过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以和平互鉴的方式，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争取了更广阔的空间。据《明太宗实录》记载，王景弘下西洋远航访问过的许多国家，先前与华夏文明从未有过交流，船队到访后才知道有中国，随即相率来朝贡。

台湾海峡是王景弘下西洋必经海域，据记载，王景弘曾两次去过台湾，并为台湾人民干过不少好事。《台湾府志》记载：“相传明太监王三保投药水中，令土番染病者水中洗澡，即愈。”《香祖笔记》记载：“凤山县有姜，名三宝姜，相传明初三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

可以说，王景弘下西洋是闽人闯海、面向世界的历史缩影，推动形塑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包容胸怀，体现了福建儿女对外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取向。

二是乘风破浪的执着信念是福建海洋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围绕海洋而进行的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实践，是人们认识海洋的现实途径，也是海洋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逻辑原点。只有人们在思想层面坚定对航海活动的执着信念，不因海洋复杂的水文环境、海外陌生的人文环境和海洋生存的困难环境等因素，停止对海洋的探索活动，才能不断推动海洋文化向前发展。

王景弘下西洋期间曾经历多重困难与挑战，包含建造航船、训练水手和出海作战等多个环节，还负有歼灭海盗、维护民族利益和沿海安全稳定等重要使命，若没有确立对航海事业的执着信念，难以完成时间跨度和规模如此巨大的航海壮举。在第七次下西洋之际，明宣宗亲撰长诗赠王景弘，“昔时将命尔最忠，大船摩曳冯夷官。驱没飞廉决鸿蒙，遍历岛屿凌巨谼”，充分肯定了王景弘的历史功绩，也侧面体现出王景弘的坚定信念。

王景弘下西洋的精神事迹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明清以来众多演史杂著对其进行文化演绎，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南洋记》等古书戏剧中有叙写王景弘攻克水文奇象、遭遇神异灵怪的故事，反映了民众对其精神的肯定与崇拜。

可以说，王景弘下西洋这一历史活动体现出的精神特质，催生出民间英雄崇拜和探索海洋的文化现象，促进了一代代闽人确立勇于探海闯海的执着信念，为福建海洋文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三是远征海洋的科技智慧是福建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华先贤通过航海实践活动认识海洋，探索与建构出海洋相关的科学技术，改变了传统生产活动的方式，提升了航海实践活动的发展水平，也影响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前进方向。

宋朝以来，福建是中国航海活动的中心，王景弘是福建漳平人，自幼受福建海洋文化影响，对航海技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在下西洋航队中出任技术方面的统领，负责船舶的征集、航海人员的选拔训练以及航海路线的确认等具体的技术事宜。在明宣宗朱瞻基所作的《赐太监王景弘》诗中，突出对王景弘航海技术和率领庞大船队功勋的赞赏，体现其对船队海洋技术的重要贡献。王景弘晚年还撰写《赴西洋水程》航海实用手册，对航海路线、技术原理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包含水文现象识别、航海仪器使用以及船队日常管理等内容，《赴西洋水程》一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当时人们的航海“秘本”。

总体而言，王景弘对航海技术探索的历史活动，促进了福建儿女掌握关于海洋的科学规律，推动了海洋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为福建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