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夷山朱熹园时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继往开来。
继往开来是朱子首创的词典，更是朱子毕生的追求。王阳明评价说：“朱熹的精神气魄宏大，早年他立志效法圣贤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著述上苦下功夫。”朱子的著述很多，而《四书集注》则是其继往开来的最好写照。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的总称。最早提出“四书”概念的是北宋的程颢、程颐。然而，“二程”只是提出了基本的思路，尚未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受“二程”的启发，朱子对《四书》高度重视，为精益求精地理会《四书》耗费了四十多年的精力。先后著有《论语集解》《论语要义》《中庸集解》《中庸章句》《大学集解》《大学章句》《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四书或问》等。在撰写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又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才结集成为《四书章句集注》（后简化为《四书集注》）。而后，又复修改、完善，直至临终前还在修定，最后达到满意的程度。朱子的《四书集注》闪耀着继往开来的精神气魄。
◆开创“四书”经学时代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汉唐及之前的儒家学者对“六经”（即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其中《乐》已失传），很是顶礼膜拜，而且喜欢采用对“六经”的训诂方法来治经，不太注重通过治“六经”来阐发义理。北宋开始，儒家学者逐渐重视“四书”中经学的价值。朱子集先贤学说之大成，首创“四书”合集之名，主张“四书”重于“六经”，大力倡导《四书》学，成了经学史上划时代之举。故而有学者认为，北宋之前为“六经”时代，南宋以后为“四书”时代。
朱子之所以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是认为“四书”直接体现了圣人之道，而“六经”不过是佐证圣人之道的间接材料。朱子指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还生动地比喻说：“《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形容读“四书”能直接吸取圣人之道，而“六经”则与圣人之道相隔两重，甚至三四重，难以吸取。
当然，朱子主张立“四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并非否定“六经”的价值，废弃“六经”训诂之学。而是主张：在经学主次上，“四书”为主，“六经”为从；在经学顺序上，先学“四书”，后学“六经”。朱子强调：“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由此也可看出朱子在治经上既守原则性，又有创新性。
◆承绪圣贤道统
所谓道统，指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脉络和系统，其发端于孔子。孔子在《论语·尧日》中，追叙尧以“允执其中”之道授舜，舜也以“允执其中”之道传授禹。孟子则进一步追叙：“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认为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汉代董仲舒更直接明了地指出：“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唐代的韩愈详细地叙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从孔子、孟子至董仲舒、韩愈，都对圣人之道一脉相传作了阐述，却未有“道统”一说。“道统”一词的发明权属于朱子。
朱子在其所作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道统”之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自传有自来矣。”朱子不仅首创“道统”之词，而且阐明“道统”之义：“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在此，朱子又首创了“继往开来”之说，把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为“道统”说赋予时代的特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奠定理学基础
朱子理学是庞大的理论体系，其基石就是“四书”学。朱子认为义理蕴涵在“四书”之中，故透过“四书”的注解，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使其构建的理学内容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
朱子透过《大学章句》阐发义理。朱子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大学》的三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的八条目。指出：“明德者，人之所以得乎天，而虚灵不味，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强调治《大学》的目的就是懂得格物穷理：“圣人不令人悬穷理，须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见得道理破，便实。”还强调要把“见得道理”，视为治《大学》的第一要务。
朱子透过《论语集注》阐发义理。朱子认为《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的言论，其中包含了无穷的道理。朱子就《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逐字解释：“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指明：克己复礼就是克制人欲而复归天理。
朱子透过《孟子集注》阐发义理。朱子在解读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论时指出：“心者，人之神，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理又所从以书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蔽而无以尽乎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书，亦不外是矣。”很巧妙地把心性论与天理论结合起来。
朱子透过《中庸章句》阐发义理。朱子认为《中庸》立言的本意是道出于天，又存于己心，只有下足存养省察的工夫，才能真正达到圣神功化的境界。朱子还将《中庸》的思想，阐发为天理的本质属性：“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朱子抓住一个“诚”字，便打通了伦理与天理融合的通路。
朱子透过《四书集注》对义理的阐发，为构筑理学体系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开书院教材之先河
书院自唐代兴起，至宋代鼎盛，然而书院的教材建设十分薄弱。南宋以前多以“六经”为主教材，再辅以书院主持者所偏好的读物。朱子编写《四书集注》的初衷，除了承读道统、弘扬义理的目的外，便是试图改变书院教材上杂乱无主的状况，以“四书”取代“六经”。
朱子晚年寓居考亭，创建了沧州精舍，发出了“吾道付沧州”的宏愿，并将《四书集注》正式列为书院主要教材，开启了书院教材建设之先河。此后，南方诸多书院纷纷仿效，掀起“四书”学的热潮。然而好景不长，庆元二年（1196年），朱子蒙冤，被打成“伪学之魁”，其《四书集注》及《语录》遭禁毁。直到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皇帝为朱子平反，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四书集注》终于又重见天日。此后，《四书集注》不仅成为全国书院的必修教材，而且流传东亚，被朝鲜、日本引用为教科书。
朱子不仅精心编撰《四书集注》，而且亲自讲授和指导《四书》学，强调《四书》学习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朱子在安排“四书”次序上独具匠心。其门人黄幹对此印象深刻：“先人教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语》《孟子》之精微；不参之以《论语》《孟子》，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朱子还通过书信答疑解惑，指导门生学习《四书集注》，在《朱子语类》中所载的相关书信多达数十封。
综上所述，朱子的《四书集注》承绪道统、奠基理学、拓展教化，开辟了新儒学的时代，展示了继往开来的精神气魄。在当今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朱子继往开来的精神气魄无疑是值得学习弘扬的。
（作者为武夷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