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熟谙中西文明的大师，严复站在中西古今交会碰撞的时代，对人类文明的交流、结合等课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主张和观念，至今仍然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仍然显示出特殊且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西文明究竟是相逆的还是相通的？这是晚清时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顽固保守派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本质的差别，根本没有通约性，因而不能进行比较，更不能相互吸收。严复基于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深刻认知，提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因为文明是人类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创造的，中国人、西方人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因而他们创造的文明必然具有共同性质，所以是相通的。严复提出的文明相通论，对于破除顽固保守的思维方式、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对中国近代文明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西文明既然是相通的，那么自然是可以结合的，问题是该怎样结合？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文明结合必须“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体，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学习西方只能学习西方的用，不能学习西方的体。针对这种观点，严复以牛马为例，指出牛有牛之体，从而有负重之用；马有马之体，从而有致远之用，因而不可能只取牛用而弃牛体。他认为任何文明都是体用结合的整体，不能割裂地去学习。

中西文明是相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文明可以毫无选择地吸收。严复崇尚归纳法，他认为，“公例”是最值得信赖的，如果西方人有的而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但西方人没有，这就不是“公例”，不是“公例”的文明，则是可变的。因此，那些在中西文明中不期然而合者，必然是不可背离的，从而是必须选择者，所谓“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严复这种观点体现了胸纳百川的博大气魄，对于近现代中国处理中外文明、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严复不仅对中西文明交流、选择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对于文明发展秩序也提出了真知灼见。严复认为，无论是从天演进化规律看，还是从万物渐进的变化方式看，抑或从社会演进规律看，都警示文明的更替宜渐不宜顿，否则社会将动乱难安，因而文明发展秩序应该是“新旧相以为用”。因而，严复反对那种“悉弃其旧唯新之谋”的文明发展策略，认为只有坚持新旧兼顾的文明发展秩序，文明才可能健康地发展，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所以骏发而治安也。”这种“新旧相以为用”的文明发展秩序论，是严复对人类文明传承、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并且否定了那种抛弃传统文明的虚无态度，对规范新旧文明关系有指导意义。

文明也是一种资源，古老的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严复非常重视古老文明的价值，对于如何发掘古老文明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严复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而已。”严复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使那些对中国古老文明有失落感者生出新的希望，而且使那些在中西文明差异面前无所适从者有了具体的指导，其最值得称道的价值是，为发掘传统文明资源贡献了一种可操作性范式。总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严复的文明观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启示。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