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亲敬长”与“家睦人和”体现了古人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要求。严复虽然曾留学游历西方多年,但他还是深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影响。他看到了西方家庭婚姻观之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对于重感官肉欲而淡责任、轻易离婚等观念持否定态度,指出“西洋诸国大抵莫不行匹合矣……夫妇道苦,由是而二弊生焉,一曰不事嫁娶,一曰轻为离异”。
即使在外工作繁忙,严复也不忘经常与子女通信,了解近况并交流感情。“多日不见儿信,甚深悬盼”“大大在山养病,极念吾儿,吾儿切要听话学好,不然大大就不疼吾儿了”“家中平安,但母亲寂寞,吾儿须知承欢听话,莫作吵也”……从一封封家书中,可以感受到一个父亲慈爱的形象。
严复的胞妹早逝,何纫兰从小由严复抚养长大,他对这个外甥女的关心不比亲生子女少,双方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他在给何纫兰的信中曾写道:“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言语间,亲情与关爱之心一览无余。
严复也很注重对晚辈的“孝道”教育,希望子弟们多关心长辈的生活。他曾在给夫人朱明丽的家书中批评三子严琥疏于对其生母的关心,指出:“普贤之奶总盼儿女作信与他,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其母,此儿真不孝也。”
当他得知外甥女何纫兰牵挂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并回信道:“接到廿五日缄,知因舅体气劣弱,儿挂怀无已,仁孝可感。”
严复认为家庭成员间既要相互关爱,也应遵守基本的礼仪,这是家庭和睦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一次适逢严复发妻王氏忌日之际,长子严璩要求同父异母的四弟严璿、五弟严玷“代劳拜佛”,结果弟弟们不仅以“迷信”为由拒绝,而且在言语上还使长兄难堪了一番。
严复知情后,在信中严厉训斥了严璿与严玷,其言辞之激烈实属罕见:“汝真该打,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在严复看来,“烧香拜佛”与“科学”之争论乃小事,不敬事兄长,致使兄弟间的人伦亲情受损才事关重大,可见严复在家庭生活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传统家庭美德教育。
严复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也深深影响着严家后辈们。他在给严璩的信中指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与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因此,他希望家族子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学有所成,报效国家,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价值的人。严复曾在家书中勉励严琥“有志之士,须以济世立业为务”。
严璿14岁时就被严复远送到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求学。严复在给严璿的信中写道:“惟是男儿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为学问,不得不令儿早离膝下。”他并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要求子弟以“为官”为职业选择或人生志向,而是根据子弟的个体情况来规划,“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严复认为只要对社会、国家发展有所贡献,人生的成长成才可以通过多元方式来实现。
侄子严伯鋆赴美留学,在专业选择上存在困惑。严复从国家需要和民族利益的格局出发,极力劝导严伯鋆学习西医,强调:“故吾意不如仍习医药,盖西医一科,欧美进步奇猛,为国民计,须得多数人勤治此科。”在得知何纫兰想创办女子学校,严复马上写信鼓励她“虽千辛万苦,总须于社会着实有益,可与后来人取法”,还表示自己愿意到外甥女办的学校担任教员,并就如何办校提供了不少指导意见。这些都彰显了严复希望后嗣能够济世为民、建功报国的家国情怀。
严复虽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也希望家族子弟在求学过程中“得有时日多看西书”,但他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倡导“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对于中学西学秉持一种“会通中西”的观点。也就是说,在那个醉心欧风、西学激进的年代,严复没有忘记中华民族的国学。相反,他认为扎实的国学基础是掌握西学的前提,应当让子女“先治中学”,充分领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到了十四五岁之后才“放手专治西文”,这样才会在中西对比中更深入地思考、相互借鉴。
他曾指出“今日国中无论何等学校,皆非学习真正国文之地,要学习须在家塾”。因此,他为几个儿女聘请了桐城派金子善为家塾先生,专教国学知识。即便在外求学,严复也认真叮嘱儿子“暇时仍当料理旧学,勿任抛荒”,尤其应诵读《资治通鉴》《左传》两书。其去世前的一条遗训:“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充分诠释了一位爱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以及对子女勿忘“根脉”的谆谆教诲。
严复育有九个子女,性格能力皆有差异。严复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进行相应的教育引导。例如,严璿生性笃实勤奋,不甘人后,特别在意学业成绩和老师的评价,初到唐山求学时不适应新环境,严复经常与其书信往来并开导“堂课得佳评,固不足喜;得恶评,亦无须懊丧”。当得知严璿因学习过于刻苦用功伤了身体时,严复写信反复叮嘱要以身体为重,并勉励严璿努力就好,对于一时成绩不必太过在意,并安慰:“考试原求及格,但人事专尽之后,即亦不必过于认真,转生病痛。”
严琥年轻时学习浮躁,不够踏实严谨,有一次在信中将新历旧历混用,严复在回信中批评儿子“用新则纯新,用旧则纯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通过这一细节,他教育儿子要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切勿心浮气躁。
严复一生以救国为己任,即使在临终之际,也再三叮嘱子女“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深刻蕴含着“集体高于个体”的家国情怀教育。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