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亲敬长”与“家睦人和”体现了古人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要求。严复虽然曾留学游历西方多年，但他还是深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影响。他看到了西方家庭婚姻观之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对于重感官肉欲而淡责任、轻易离婚等观念持否定态度，指出“西洋诸国大抵莫不行匹合矣……夫妇道苦，由是而二弊生焉，一曰不事嫁娶，一曰轻为离异”。
即使在外工作繁忙，严复也不忘经常与子女通信，了解近况并交流感情。“多日不见儿信，甚深悬盼”“大大在山养病，极念吾儿，吾儿切要听话学好，不然大大就不疼吾儿了”“家中平安，但母亲寂寞，吾儿须知承欢听话，莫作吵也”……从一封封家书中，可以感受到一个父亲慈爱的形象。
严复的胞妹早逝，何纫兰从小由严复抚养长大，他对这个外甥女的关心不比亲生子女少，双方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他在给何纫兰的信中曾写道：“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言语间，亲情与关爱之心一览无余。
严复也很注重对晚辈的“孝道”教育，希望子弟们多关心长辈的生活。他曾在给夫人朱明丽的家书中批评三子严琥疏于对其生母的关心，指出：“普贤之奶总盼儿女作信与他，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其母，此儿真不孝也。”
当他得知外甥女何纫兰牵挂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并回信道：“接到廿五日缄，知因舅体气劣弱，儿挂怀无已，仁孝可感。”
严复认为家庭成员间既要相互关爱，也应遵守基本的礼仪，这是家庭和睦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一次适逢严复发妻王氏忌日之际，长子严璩要求同父异母的四弟严璿、五弟严玷“代劳拜佛”，结果弟弟们不仅以“迷信”为由拒绝，而且在言语上还使长兄难堪了一番。
严复知情后，在信中严厉训斥了严璿与严玷，其言辞之激烈实属罕见：“汝真该打，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在严复看来，“烧香拜佛”与“科学”之争论乃小事，不敬事兄长，致使兄弟间的人伦亲情受损才事关重大，可见严复在家庭生活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传统家庭美德教育。
严复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也深深影响着严家后辈们。他在给严璩的信中指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与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因此，他希望家族子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学有所成，报效国家，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价值的人。严复曾在家书中勉励严琥“有志之士，须以济世立业为务”。
严璿14岁时就被严复远送到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求学。严复在给严璿的信中写道：“惟是男儿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为学问，不得不令儿早离膝下。”他并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要求子弟以“为官”为职业选择或人生志向，而是根据子弟的个体情况来规划，“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严复认为只要对社会、国家发展有所贡献，人生的成长成才可以通过多元方式来实现。
侄子严伯鋆赴美留学，在专业选择上存在困惑。严复从国家需要和民族利益的格局出发，极力劝导严伯鋆学习西医，强调：“故吾意不如仍习医药，盖西医一科，欧美进步奇猛，为国民计，须得多数人勤治此科。”在得知何纫兰想创办女子学校，严复马上写信鼓励她“虽千辛万苦，总须于社会着实有益，可与后来人取法”，还表示自己愿意到外甥女办的学校担任教员，并就如何办校提供了不少指导意见。这些都彰显了严复希望后嗣能够济世为民、建功报国的家国情怀。
严复虽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也希望家族子弟在求学过程中“得有时日多看西书”，但他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倡导“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对于中学西学秉持一种“会通中西”的观点。也就是说，在那个醉心欧风、西学激进的年代，严复没有忘记中华民族的国学。相反，他认为扎实的国学基础是掌握西学的前提，应当让子女“先治中学”，充分领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到了十四五岁之后才“放手专治西文”，这样才会在中西对比中更深入地思考、相互借鉴。
他曾指出“今日国中无论何等学校，皆非学习真正国文之地，要学习须在家塾”。因此，他为几个儿女聘请了桐城派金子善为家塾先生，专教国学知识。即便在外求学，严复也认真叮嘱儿子“暇时仍当料理旧学，勿任抛荒”，尤其应诵读《资治通鉴》《左传》两书。其去世前的一条遗训：“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充分诠释了一位爱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以及对子女勿忘“根脉”的谆谆教诲。
严复育有九个子女，性格能力皆有差异。严复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进行相应的教育引导。例如，严璿生性笃实勤奋，不甘人后，特别在意学业成绩和老师的评价，初到唐山求学时不适应新环境，严复经常与其书信往来并开导“堂课得佳评，固不足喜；得恶评，亦无须懊丧”。当得知严璿因学习过于刻苦用功伤了身体时，严复写信反复叮嘱要以身体为重，并勉励严璿努力就好，对于一时成绩不必太过在意，并安慰：“考试原求及格，但人事专尽之后，即亦不必过于认真，转生病痛。”
严琥年轻时学习浮躁，不够踏实严谨，有一次在信中将新历旧历混用，严复在回信中批评儿子“用新则纯新，用旧则纯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通过这一细节，他教育儿子要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切勿心浮气躁。
严复一生以救国为己任，即使在临终之际，也再三叮嘱子女“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深刻蕴含着“集体高于个体”的家国情怀教育。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