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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与福建的沙海情缘

□杨祖荣 王禧龙 文/图

《诸山圣迹游记》福建部分记载

近日,福州市马尾区中国船政文化城举办了“沙与海的对话——中国船政文化城敦煌艺术瑰宝展”,引起各界关注和广泛好评,开启了新时代“陆丝敦煌”与“海丝福建”的文化交流。历史上,敦煌与福建,虽一在西北、一在东南,一为陆丝、一为海丝,相隔甚远,但亦可在敦煌写卷内外,得见诸般沙海情缘,展现福建与敦煌之间的密切联系。

闽敦交流

敦煌写卷S.529,题名《诸山圣迹游记》,系某僧游历各州郡寺院、名山圣迹路程之记录,也是敦煌文书中极为珍贵的全国性游记文献。其足迹自五台山而始,北至幽燕,南抵广州,东达海滨,西历华山,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就包括东南游历福、建、漳、泉等州的经历:“从此东南(行)二千余里,游福、建、章(漳)、泉一年余,欲返江西。”文中记载虽简,但仍可看出当时各州之间游历参访之情景。

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唐益谦请给过所案卷》则直接彰显出西北与东南之间的往来联系。文中主人公唐益谦,系福州都督府前长史唐循忠之侄。唐循忠曾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奏请朝廷在福州、抚州之间设州,此即汀州之由来。同年,其侄唐益谦一行从安西四镇回福州老家,原本持有过所,但在西州被检查出有奴婢和马匹未登记,故递交购买市券,核验无误后得以放行。

该写卷说明唐代往来行旅需要过所证明所携人口、牲畜等的来历,另一方面也完整呈现了申请过所的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勾勒出唐代西域到福州的路线,卷中有“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津等关”的记载。据陈守忠考证,该路线由吐鲁番开始,途经今敦煌市、兰州市、靖远县、陇县、潼关县等关津,行程约11695里,可以说是福建与敦煌密切历史交往之例证。

关于福建的记录,敦煌写卷中还有一份《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S.1635)。该颂为泉州开元寺千佛院的文(省)登(僜)禅师所作,颂赞禅宗西土二十八祖和东土八祖。据李玉昆考证,该颂在泉州写讫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便被“诸方求览诸经”的敦煌三界寺沙门道真寻得并抄录,在敦煌地区流传开来。这份写卷见证了中古时期福建与敦煌地区密切而开放的文化交流,也可作为珍贵史料来弥补地方文献记录之所缺。

福建保留有诸多摩尼教遗址与文献。那么,福建的摩尼教究竟从何而来?学界有海传、陆传两种不同意见。王国维等学者认为,福建的摩尼教是由海上贸易带来,并在福州再度复兴。但随着研究推进,陆传说可能更为可靠。杨富学通过考察发现,福建摩尼教的开教法师系回鹘人,福建摩尼教兴建寺院的传统也承自回鹘,这些都是摩尼教由陆路传来之例证。晋江草庵发现的摩尼教签诗尤其具有代表性。

据粘良图比对,草庵签诗与敦煌地区出土的摩尼教经典《下部赞》(S.2659)不仅在文字内容上高度契合,在教义和价值取向的表达上也相符。这说明摩尼教自陆上丝绸之路传来,而后渐渐影响至福建并传衍。

闽人情怀

在敦煌写卷中,保留有两份闽人书札(P.3629、P.3632),系唐时游士周素游居敦煌时所作。诗有两首,第一首回忆昨夜与同乡前辈宴饮之乐,叔侄二人饮酒划拳,直至深夜。该诗的一大特点是巧用曲子名,将其嵌在诗中,以此抒情,如“赛拳感有倾杯乐”中的“倾杯乐”,乡人共聚,作者的欢愉跃然纸上;“至今犹惬诉衷情”中的“诉衷情”,则表达出二人相聚,共话乡愁的情感。同时也反映出中古时期人们丰富的日常娱乐活动,是当时文化习俗的保留。

第二首是受前辈之托所作的思乡之作。诗前小序中,周素交代了创作缘由:“昨奉,处分,要《闽中十咏》,谨专抄写呈上,便请留之。因有所思,偶成恶句。”通读全诗,闽人在外的飘零之感与归乡之思,令人动容。

首联“因写闽川十首诗,潸然肠断实堪悲”,开篇点明主旨,因受前辈嘱托而写下关于家乡的诗句,思乡之情不觉涌出,故“潸然肠断”。颈联“乡关景色分明在,故业田园半属谁”遥想家乡,故乡之景犹在,田园之主已改,若得回还又何处容身呢?异乡游子的漂泊零落之感已透过纸面,直抵人心。

颔联“骨肉飘零何日会,家僮星散已无依”,由故园之景延伸到对故人的思念,相隔千里,何日再会,家僮零散,无所依靠,其中寄予的不仅是游子之思,更上升到功业未竟、一无所成的无奈与愁苦。尾联“终愿志公垂荐擢,絜我来年衣锦归”,表达了作者不愿因此沉沦,思乡之情化为向上动力,希望得到同乡前辈的提携,成就一番事业,将来携带自己衣锦还乡,光耀门楣。

全诗因托请而作、因思乡而起,由乡景唤起乡愁,并由乡愁催生出不断奋进的动力,行文连贯、情感饱满,中古闽人的精神风貌与情怀,在敦煌写卷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根植于闽人心中的故土情结,团结互助、亲族和睦的观念品质,以及刻在闽人心中的闯荡奋斗的精神。

首份国礼

近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敦煌写卷大量流散在世界各地。在敦煌写卷的收集与保护过程中,福建人士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收集了流散的敦煌文书,还将其无偿捐献,推动了我国敦煌学事业的发展。

何遂是今福建闽侯人,辛亥革命的元老,曾参与吴石将军的潜伏计划,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何遂也是一位怀有浓厚爱国情怀的收藏家,收藏了大量文物书画、金石甲骨等物,并分批将平生所藏无偿捐献给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遂将所收藏甲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开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先河。何遂在敦煌艺术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据劳榦先生记载,台南赤崁楼曾陈列过他所临摹的敦煌壁画,也是当时台湾地区最容易得见的敦煌壁画。

何遂收藏的一份敦煌写卷,现保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编号为BD14825。据方广锠注录,卷首下部有其金石书画朱印,印文为“侯官何遂叙/父藏□□金/石书画之记/”,记录着该写卷由流散到收藏,又回到国家得以公开的曲折经历,反映出闽人的文化情怀与爱国热情。

江瀚是今福建长汀人,近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曾任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对我国古籍保护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江瀚收藏的两份敦煌写卷,一份保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BD14972。据方广锠注录,该写卷拖尾有题跋,题跋下有长方形阳文朱印,印文为“江瀚”。还有一份保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号为北大031,该卷后有江瀚题记一则,有“长汀江瀚”白文方印一方。

除了对敦煌写卷的整理与保护,敦煌艺术的发展背后也有着深厚的闽敦情缘。1951年,我国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等活动,并精心准备了带有敦煌元素的景泰蓝工艺品作为礼物,受到广泛好评,被郭沫若誉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这份国礼的背后,也隐藏着一段“福建女儿”林徽因与“敦煌女儿”常沙娜的师徒佳话。

1951年,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抱病前来。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常书鸿,安排女儿常沙娜接待二人。常沙娜与林徽因因此结缘,敦煌绘画底蕴深厚的常沙娜也给林徽因留下了深刻印象。展览结束后不久,林徽因便推荐常沙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现为建筑学院)助教,跟随林徽因工作与学习,这也为常沙娜打开了现代工艺美术设计的大门。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林徽因便致力于景泰蓝工艺的抢救与保护,成立了专门的工艺美术抢救小组,对景泰蓝进行现代化、生活化的改造。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将“国礼”的设计交给小组。常沙娜也被林徽因编入这一小组中。在设计过程中,林徽因启发常沙娜大胆将敦煌元素融入其中,展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针对画面上和平鸽的设计,不少人建议常沙娜选用毕加索的和平鸽样式,林徽因则鼓励常沙娜从敦煌图案中汲取设计元素。最终,常沙娜将敦煌中的鸽子图案融入设计之中,设计出独具敦煌特色的景泰蓝大盘。

这一设计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也奠定了常沙娜的设计道路。其后无论是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建筑装饰,或是宴会厅的建筑装饰图案等,都可以看到她对敦煌元素的创新与运用。可以说,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也蕴藏着深厚的闽敦情缘;既彰显出闽敦两地学人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也反映出两地所共有的开放包容、锐意进取的理想信念。它们促使敦煌艺术文化焕发新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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