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因篇幅原因，作家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叙事框架和文本结构里，尽情地施展个性才华，全景呈现社会生活的图景。而对短篇小说而言，篇幅、字数有一定限制，其结构、故事、情节和人物等诸多元素，需要有机契合，一一呈现，难度可见一斑。同时，无论从阅读层面，还是文体自身的规约、法则，对写作要求还是非常高的。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品质，属于“四两拨千斤”“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所以，如何使得短篇小说文本更具张力和叙事引力，应该是作家写作短篇小说的自觉追求。

短篇小说，仅仅讲述一个故事是不够的，它讲述的应该是既有趣味、象征、语义延展又被升华的故事，这才有可能让短篇小说产生内在的张力，即使在文字的间隙，也应散发出独异的气息和味道。杰出的小说家常常能娴熟地将看似平淡的故事进行富有寓意和吸引力的过滤、加工。而题旨“升华”后的内在底蕴深厚与否，则在于作家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叙事伦理的选择，这一点，也是短篇小说能否具有叙事张力和引力的关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写作，明显已经进入新的层面和叙事状态。大量小说文本，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元素和令人欣喜的质地，许多作家都在探索新的小说叙事方向。较之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的写作，以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外短篇小说家，文学叙事不再沉溺于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是重新回到现实与文字的缠绕之中。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写作，也同样在寻求新的可能性。可以说，因为写作视域的不断打开，21世纪以来，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苏童、余华、刘庆邦、阿来、迟子建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写作，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水准。作家们逐渐找到了自己与现实、存在世界对话的方式，形成各自特异的美学风格。与此同时，在小说叙事上，作家们始终没有停止探索，许多小说呈现出非常巧妙的构思、结构，作家们把语言表达的可能性也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谈论短篇小说的张力和引力，毋宁说，就是在一定层面上谈论作家写作短篇小说的“难度系数”。在这里不能不说，文本的寓言性或象征性，确是令短篇小说具有文本张力和叙事表现引力的重要方面。必须承认，优秀的短篇小说常常具有更丰富的象征、寓言品质。这是一种超越了普遍想象力的更大的幻想性力量。实质上，幻想性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元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叙事与现实、历史之间的关系。我非常赞同作家、编辑家程永新关于“幻想性”的一段话：“幻想性与想象力不同，想象力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基本能力，在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想象力更多体现在根据人物的逻辑或生活的逻辑来虚构故事的走向，而幻想性是现代艺术的基本元素，它解决了理性和非理性、真实和虚假、现实和超现实等一系列与艺术创作休戚相关的命题。”因此，小说张力和引力的获得，既在于幻想力，又在于作家的虚构力之强弱。也许，小说所虚拟的生活、所描绘的生活并非都是自己的体验，这种描述的、想象的生活，也可能距离事实更远。我们也许会说相信生活本身可能会比小说来得更丰富，但是，在今天可以认为最有力量的艺术仍然是虚构的艺术，或者说，小说的力量就在于虚构本身，在于文本张力的形成和扩展。杰出的短篇小说尤其如此。我们可能不缺乏经验，关键在于，作家对现实、存在世界的判断力、穿透力有多大，优秀的作家，他缺乏的可能并不是创作的能力，而是面对当代生活时那种超越俗世的伦理观的建立和真正持有。

思考一个作家在其写作中所一贯坚执的文学观念、小说理念，与文本形态、与小说的虚构品质和想象关系之间的默契或错位，进而去思考作家是如何通过文本虚构来实现自己的想象，转化自己的冲动。那么，作家究竟是需要生活中的实感经验，还是要把握主体对叙述的控制呢？对于短篇小说而言，是否一定要越出经验的边界，让叙事从文体的局限中溢涨出来从而获得更大的叙事张力？应该说，唯有踏实的叙述，才能裹挟起写作主体意识到的问题凸显叙事的“万有引力”，虽然文本不仅是通过精雕细刻、通过叙述来组织、抽象和阐释某些问题，没有让叙述成为隔在现实生活和人的心理、感受之间的夹层，谋求抵达真实和纯粹，但我想，精神引力，才是最终直接获得文学叙述品质的途径。

叙述有时可能就仿佛一只貌似粗糙的或者细腻的手，它会抚平生活的褶皱、凸凹和沧桑。在叙事方面，作家还要做到不纠缠、不刻意、不矫情，需要踏踏实实地做“写真式”的呈现，之后，再用这只有力量的手，拧干毛巾里的所有水分，揭示出世道人心“原生态”的样貌，这样，即使看似笨拙的表达，也能直接抵达事物的核心地带。

王安忆曾说：“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作为短篇小说写作的身体力行者，王安忆对现代短篇小说的理解，显示出迥然不同的认知和见地。虽然故事是小说存在的坚硬内核，而灵动、飘逸的思绪和精神，才真正是牵动叙述行走的万有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