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揭开全球化的大时代，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货物贸易，让海上丝绸之路更加无远弗届，更加缤纷多彩。
近世数百年全球贸易，白银是主要的结算货币，亮闪闪的银币（银两），是交易各方共同接受的硬通货。
在古代东西方，白银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历史上，白银既曾折射过商品经济发展的荣光，也承载过落后挨打的屈辱。
1005年1月，北宋与辽国在澶州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其中涉及赔款一条云：大清国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此后，多个不平等的条约，皆涉及中国以白银赔款的条款。特别是《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约合2.3亿美元），这笔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6世纪开启的白银时代，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早期海上贸易的“三驾马车”，与东方大明帝国商业往来日益频繁，特别是月港被辟为合法的外贸门户后，海上贸易更为活跃。
全球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万吨之巨（甚至更多），产量一半归于亚洲，其中大部分无疑流入了中国。国内外学者均认为，中国在明清之后成为全世界白银的“秘窖”，这是无可争议的共识。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造成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
白银与明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究竟是白银流入决定了帝国命运，抑或是帝国自身的走向影响了白银流动？真实的历史是无数个体互动的结果，白银命运与帝国兴衰之间也是如此。
16至18世纪明清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可以说是当时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们从明清时期中国吸收的海外白银量能看出一些端倪。从1567年隆庆开关起到1800年这233年中，每年从外国输入中国的白银皆超过200万两！而明代国内白银的年开采量只有8万两。
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80余年间，澳门以其特殊的海洋贸易港口的地位，为明朝输送了大量的白银，填补了明朝本身白银生产的不足，解决了明朝的“银荒”。
无论是从贸易体量来看，还是从贸易结构来看，澳门已经成为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隆庆年间，政府开放海禁，民间的海外贸易开始繁荣，澳门凭借着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地位，更是将明朝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历史新格局。当时，以澳门为中心的南中国海上转口贸易，已经形成了四条重要航线，即：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长崎的远东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澳门—马尼拉（吕宋）—墨西哥/秘鲁的太平洋航线。
历史学家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一书中说：“这里（澳门）是中华帝国最繁荣的港口，仅葡萄牙人每年就从这里运走五万三千箱丝织品，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条三千二百个，七担麝香、珍珠、砂糖、陶器。”
货物外输，白银流入。那么，由澳门输入的白银有多少呢？仅是从马尼拉通过澳门流入明朝境内的白银，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开始，每年最低以200万两计，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澳门至长崎的航线开通后，从1557年开始，每年由日本输入明朝境内的白银高达450万两，即使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年），因为德川幕府对葡萄牙商人的不信任和驱赶，这条远东航线的贸易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由长崎输入澳门的白银也有235万两。上述数额，还没有把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的贸易额计算在内。
自16世纪末起，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其时，漳州九龙江下游的月港也迎来其最为风光的时代。“海上三驾马车”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以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
一位学者说，以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明朝特产在欧洲、日本等上流社会的畅销度来看，当时世界生产的半数白银都流入了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明朝在福建开放对外贸易，满足了国内商品寻找和出口国外市场的需求，并且为帝国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随着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出口海外，欧洲、美洲的白银如流水般进入明帝国。
相关资料显示：从1567至1644年间海外流入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球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故而明朝也就有了“白银帝国”的称号。巨额的白银缓解了明帝国的财政危机，为后世的张居正改革和万历三大征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历史的发展逻辑十分诡秘，由于巨额白银大部分流进官僚的口袋，明后期国库竟日益空虚，农民起义频发，女真族趁机崛起，成为明朝灭亡的最后掘墓者。
在银本位时代，白银一直是世界贸易主要结算工具。据统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外贸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清朝代替明朝后，经济和海外贸易恢复发展。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维持了此后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32.4%多，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赚取了大量的白银外汇。但是，从1840年到1906年，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屡屡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一共赔付13.2亿多两白银，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这60多年，如天文数字的赔款，足以抵销了明清时期流入白银的总和。
天下兴，社会稳，则经济增长加快，银子流通加速。天下乱，则经济增长滞缓，银子流通慢。作为商业文明的货币载体，明清时期，白银对世界贸易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具有独特的金融属性和国际流通功能。
闪闪白银，映照海丝繁华，折射商业文明盛况。在海丝拓展中凸显功能的白银时代，显然是文明互动、和平交流的共赢时代，而不像战争带来的白银赔款那么野蛮，那么令人憎恶！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绝不会停止、世界维持多极化格局的时代，白银的功能虽然不再，但商业文明之光、国际贸易之光，仍如白银一般耀眼，仍将照亮各大洲人们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