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明深刻与全面的了解，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就强调，“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也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化。

而就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明、礼乐文化而言，礼或礼乐正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概念与符号化标识。学者钱穆认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学者杨向奎则说：“‘礼’代表文明”。换言之，中华文明的主体是中华礼乐文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基本上也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现代化。而中华礼乐文明要现代化，就应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时俱进地确立起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礼乐文明研究新范式，这无疑是深刻、全面把握中华文明及其现代更新并使之重焕荣光的一大重要因素。

◆研究视角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传统礼学是礼乐文明研究的学理基础和研究进路，但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礼乐文明研究，和传统礼学的以经学、史学等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主要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部分问题，如执政伦理建设、生态和谐、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文明交流互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围绕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为核心的各类礼乐文献、思想、名物制度的考证及历代制作礼乐典章的经验等，从现代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乃至天文、建筑等科学的视角，结合传统礼学来进行。因此，在传统礼学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现代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如以现代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丧服制度，从规范伦理、角色伦理、美德伦理等来审视传统礼学中的道德观念，依照现代建筑学理论来考察礼典中的宫室制度，等等，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礼乐文明研究需要重视的视角。当然，同时这也代表着传统礼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化。

以作为中华礼乐文明核心要素的礼乐来开展文明交流互鉴，也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礼乐文明研究范式的重要视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并在此后多次作进一步阐发。人类文明形态总体上表现为多元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总是有异有同。中华文明的主体是礼乐文明，尽管世界其他文明体系中的礼乐往往不占主导性地位，但这些文明也仍有自己的礼乐以及礼乐文化。所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礼乐文化层面的交流互鉴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是一种重要且新颖的视角。在面对不同的文明与文化体系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由此得以知己知彼，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凝聚力，促进中国与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另外，在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礼乐文明研究，必然要对现实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当下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如礼乐生态文明、礼乐政治文明与礼乐道德文明等方面的探讨。

◆研究方法上传承与创新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礼乐文明研究，在方法论上同样必然是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的。首先是继承传统礼乐经学、史学等研究重视文献与考证的优良传统，使每一观点的提出都能够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及考证基础之上。尤其是将同礼乐相关的考古发现、出土文献资料乃至现代人文与科技成果，和以“三礼”为核心的传世纸本文献等做辨析勘验，可以为解决礼乐文明研究中的具体礼学问题提供尽可能准确的答案。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考察中国礼乐及礼乐文明的起源、发展、思想内涵、核心精神、政治与社会功能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等等。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礼乐文明研究也应注重比较研究法的运用。一方面，针对礼乐本身所涉及的各种具体研究，需要对其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以及不同时期的礼典礼制、礼学思想、经传注疏文本及其礼学诠释方法，等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取更为全面和妥当的理解，从而为礼乐文明的研究奠定充分的学理基础。

另一方面，基于礼乐对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展开比较分析也很有必要。世界上不同文明体系都存在着自己的礼乐传统，我们大体可从礼乐的形制、意义、功能、地位等方面的比较入手，把握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基本异同及其成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有关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等提供理论支持。

譬如，就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礼乐传统的比较而言，从起源上看，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中的礼乐均起源于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人类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二者在这一点上并无实质差异，但从社会功能及历史地位等来看，二者有较大差别。礼乐在中华文明系统中可以说有着根本性的地位和影响，如《荀子·修身》指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记·乐记》也明确强调乐既“通伦理”也“与政通”，所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礼乐贯通了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过程。而西方文明中的礼乐，通常只是一般性地出现于人们日常生活或宗教及政治活动的典礼中，远不如中国传统社会这般被上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所以其对西方文明的结构、性质等均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透过中西方这一礼乐层面的文化差异的比较分析，即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西方民族在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的了解，必然有利于我们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展开。

◆研究路径上紧扣新时代需求

自周公“制礼作乐”，即重整早期礼乐，令西周“郁郁乎文哉”而成为后世儒家的理想社会范本以来，礼乐便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和符号化标识。西周时期的礼乐基于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而达到高峰，其本质上是依据“礼，时为大”的自我革新机制，由“百王之所同”而成。所以，无论是在仪式与制度层面，还是在哲学伦理学等思想层面，礼乐及礼乐文明都有着明确的现实人文关切，这也正是《礼记·乐记》所指出的“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此“情”主要是指情实，即现实社会情势，而非纯粹指个人情感。当然，社会情势与个体情感也密切相关。礼乐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对“情”的高度重视，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较高程度的人文与理性精神的生存智慧。同时，礼乐的制度范围、思想内涵又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正是礼乐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标识与载体的基本原因。今天我们若要让传统礼乐文明重新焕发生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深厚的文明底蕴和理论资源，就唯有紧扣新时代的现实需要，吐故纳新，采用符合时代要求的研究路径。

因此，要着重对礼乐维系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建立大同理想社会、塑造理想人格与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价值展开分析。古老中华大地上的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体系是礼乐得以成熟和发展的基础，而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的核心理念就是在稳定中求生存与发展。礼乐成长于斯，也服务于斯，彼此相辅相成，再加上内在的自我完善机制，传统的礼乐社会便由此形成了稳固且能不断发展的结构范型。同时，在“天人合一”的观念背景下，礼乐的思想体系中源自天道的生生理念与人伦之仁义礼智信的结合，为中国人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哲学与伦理学的基础。而理想人格的塑造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则是源于礼乐内蕴的道德理念的充分实践。礼乐正是因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价值，才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与标识。

同时，也要着重对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传承中华礼乐文明的机制与效应进行探讨。礼乐在自然经济时代与宗法伦理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关系模式等是否昭示着传统礼乐文明价值的终结？答案恰恰相反。在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国度里，只要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作出合理的扬弃，中华传统礼乐文明仍能在很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因为礼乐文明原本就有着“时为大”的开放性，以及“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包容性，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而且对其当代价值的揭示与应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在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华礼乐文明的独特性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可让“中国式”更为显著；而以中华礼乐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则又可更好地推进“现代化”。

总体而言，礼乐在传统中国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古人围绕其建构起了一套独立、完整且能一以贯之的学问系统与实践机制，最终被升华为中华文明的标识和基本载体。正是因为礼乐在中国既有博大且系统的传世文献这一理论载体，又有渗透于炎黄子孙生产、生活及生命历程的方方面面的实践体系，中华礼乐文明才得以长盛不衰，成为人类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存在。列宁曾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和时代的变局所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华礼乐文明必然要与时偕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作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当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阈下，建构起符合人民和新时代需求的礼乐文明研究新范式，就显得很有必要。

（作者是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学大百科全书”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