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1928年在《改良华侨丧仪》中提到马来亚的华侨把迎神赛会的游戏诸项带到运柩葬仪之中，而且互相效尤，不仅违背了主哀之义，为他国人所耻笑，而且“死后不葬留柩多日，宴客赌博，热闹终夜，种种陋习为全球所未有”。

养生送死为人子者应尽的孝道，但民间也有祈求死者造福、庇护子孙、避凶趋吉等功利性的一面。福建尤其闽南地区的传统殡葬流程有搬铺、举哀、报丧、小殓、服丧、守灵、大殓、出殡、下土、做七等程序，此后还需要做功德、拾骨二次葬等，仪式特别隆重和烦琐，厚葬奢靡之风可谓全国罕见。

1936年清明节，陈嘉庚发表《福建会馆改良丧仪宣传会上之演词》，再次强调：铺张浪费的丧仪近几十年由富人阶层向普通民众蔓延，愈演愈烈已形成“今日之怪现状”；奢靡丧仪有违礼义廉耻令国家蒙羞；国难日益严重之时，丧仪陋习损害国民自尊自立的国际形象。他在主理福建会馆期间，“决议改革丧事铺张，及宴饮赌博，并规定死后不得留棺过七天”。尽管这是侨民的私约规章，无法律效力，但由于倡导及劝诫得力，从此后“全马来亚皆随而改良矣”。

陈嘉庚1949年5月回国开始为期10个月的中国行，写下了《新中国观感集》，在附录《民俗非论集》中通过《丧事》《做功德》《盂兰会》《纸钱》等诸多文章集中抨击了传统殡葬陋习，呼吁政府应组织破除迷信，取缔例如做功德、“打地狱”等不良风俗。

陈嘉庚的殡葬思想既有对传统儒家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有着对殡葬陋习的否定和反叛。他也以身作则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例如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首先是叶落归根。在海内外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陈嘉庚先生1950年回国定居，1957年脱离英籍，去世后归葬自己故乡厦门集美，这体现了他在儒家传统思想主导下强烈的乡土认同，也是对中华文化“落叶归根”传统的坚守，同时也提醒着在世界开枝散叶的陈氏子孙慎终追远，给他们指引着回家的路。

其次是墓地选址及陵园设计。根据刘为华的《陈嘉庚安葬始末》一文记载：1955年，一石匠看到鳌园中的一块大石头，一直延伸到海底，于是跟陈嘉庚先生建议坟墓可以建在这里，陈嘉庚先生看后很满意，就此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地。地方传统需要风水师罗盘测定并结合生辰八字才能确定最终的位置，但陈嘉庚的选择如此简单，二者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他在《民俗非论集》中的《风水》一文 “风水又称堪舆……此种风水迷信，政府亦应消除之”理念的贯彻与实践。

鳌园又是陈嘉庚一生所秉持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受济南广智院的启发，他希望在集美建设一座公共艺术“博物院”，对群众进行多方面的形象化教育，于是在集美一半岛破庙“鳌王宫”附近开始填地造园，并于1951年9月从惠安延请了300多名石雕工匠，历时10年完工，这就是现在总占地面积8511平方米、被称为“石雕大观园”的鳌园。圆雕、透雕、浮雕、沉雕、线雕、影雕、镂空雕等雕刻艺术形态并存，题材有历史事件、民间习俗、国防建设、教育卫生、民族风情、名胜古迹等，一共658幅石雕，为20世纪闽南石构的精品之作。陈嘉庚以鳌园的建筑为笔、以石雕为墨，书写了一部跨越生死的家国史诗，将陵园转化为一座承载教育理想、爱国精神与文化传承的丰碑，实现了个人生命与民族命运的永恒共振。

第三是棺木的选择。陈嘉庚坚持“该花的钱，毫不吝惜；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多花”。他倾资兴学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但对自己又是十分的节俭和苛刻。根据《陈嘉庚安葬始末》记载，陈嘉庚先生的棺木是1952年从厦大附近海域打捞回来的漂浮木头制造而成。这是上世纪30年代建设厦门大学时，陈嘉庚组织从南洋运送的印尼乌心木到厦门时船只沉没，打捞起来的沉船木一部分做了学村游泳池的跳板，另外两根就做成了棺材。

最后是遗嘱的确立。陈嘉庚1961年临终前还在挂念国家前途，希望台湾回归，对其三百万银行存款做了明确的安排：两百万作为集美学校经费，五十万作为集美福利金，另五十万用以建造北京的华侨博物馆。遗嘱中交代将自己遗体运返集美安葬，“切莫悲伤，臂缠黑纱即可”。遗嘱内容验证了他“不留钱财给子孙”的一贯主张，要求仪式简约，这也是对传统殡葬习俗“热闹、奢靡”的一种否定。

纵观陈嘉庚的一生，正是看到殡葬中的种种陋习，南洋创业大大开拓了原有文化视野，战争期间需要海外华侨筹款捐资帮助国内救亡图存，新中国成立后树立文明国民形象的教育考量，形成了他务实勤俭、勇敢创新、崇尚科学的殡葬观念。陈嘉庚的殡葬观也是其整体价值观的缩影，他的言传身教让子孙后辈都因此而受益，值得现代人学习和借鉴。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