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初夏，海拔900米的银顶格有些微凉。

银顶格位于三明市大田县的群山中，距离县城20余公里。这里曾是一处废弃矿山，经过生态修复，如今已满目林草。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当年8月，银顶格上，一家以“银顶”为名的种猪企业成立；第二年，916头种猪搭乘飞机，从丹麦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其后，一群年轻人纷至沓来。

晚饭后，26岁的冯咨翔开始准备工作。洗头洗澡，换上绿色工装、套上钢头雨靴，他憋了口气，开门走进仓库，取出臭氧消毒过的设备。走进猪舍，他一屁股坐在猪圈地板上，摆上手机、支架，戴好耳机，在社交媒体上开始直播。

他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猪仔在他身后哼哼唧唧，网友在留言里嘻嘻哈哈。

年轻人、海归、猪二代、饲养员，是小冯介绍自己时最常用的标签。食品安全、年轻人就业、动物福利是他经常谈论的话题。

在美国学习的是经济与工商管理，小冯最初对育种一窍不通。来到银顶猪场，他打算学点养猪常识，以后给家人经营的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帮帮忙。

第一次进入猪舍，一脚踩在猪粪上，这位“董事长的儿子”有些懵：“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吗？”咬着牙，他收起转身撤退的冲动，“不能丢人”。

从清扫猪圈开始，小冯把猪场的生产环节都干了一遍，一待就是两年多，连续三个春节陪猪过年。员工对他的称呼，也从一开始的“冯少”渐渐变成了“小冯”。

小冯从不讳言自己不喜欢养猪：“又脏又臭，应该没有谁喜欢。”能够坚持下来，更多是因为他在进行自媒体创业：“现在，公众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沟通和信任至关重要，需要有人站出来做这些。我在猪舍里面对公众，更有说服力。”

猪场核心区的百多位员工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占了一大半。与小冯不同，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学的是动物医学专业。在他们看来，先就业再择业不失为一种稳妥的选择：猪场工作并不太累——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都被自动化设备替代，场里管吃住也容易攒钱——在大山里想点个外卖都没有。

因为生物安全防护的需要，猪场极为封闭：外人入场需要隔离三天，每日工作要洗四次澡；外来物品和快递必须集中静置消毒，每月统一配送两次，甚至中央厨房做好的餐食，都要经过三次近一个小时的消毒才能送进宿舍，再好的食材经过这番折腾，也变得味同嚼蜡。

封闭的工作环境，被员工戏称为“坐牢”，却也吸引了不少“i”属性（内向）年轻人。

“跟人打交道比较麻烦，不如跟猪打交道。”猪舍里，21岁的周珺琪一边盯着母猪，一边记录着生产数据。去年底，就读于一所农业技术职业学院的她来到银顶实习，很快喜欢上这份工作，并跟一同来此的男同学谈起恋爱，下班后时常一起在山顶看夕阳。

这几天，猪场出现了一位老人，半头白发分外显眼。老人与年轻人同吃同住，一起巡舍工作，只半天下来，小冯累得瘫坐在地，老人依然精神十足。

老人名叫苏国生，今年69岁。作为数量遗传与遗传育种的权威专家，他一直主导着银顶的育种工作。每次从丹麦回国，他都会第一时间来到猪场，了解现场采样情况。

“育种的根本在于不断地进行测定和记录，根据各种评估指标选留最优秀的品种。”在国外学习工作了半辈子，出生于福建安溪的苏老依然一口浓厚的闽南乡音：“引种之后，我们用了几年时间来扩繁种群、稳定生产、测定数据。银顶种猪的遗传进展已经追平，甚至在个别指标上超越了当初引进的种群。目前，银顶正在申报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相关要求很高，但我有信心。”

从苏老口中，银顶上的年轻猪倌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就是基层科研工作者：正是基于他们每天采集的各项数据，银顶才有了冲刺“国家队”的底气。他们也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和国家种业自主创新工程这种“高、大、上”的名词联系到一起。

种猪是产业金字塔的塔尖。科研，也如同登山。

登顶之路，似乎已在银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