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开创了“疑古”思想集大成的古史辨学派。1926年8月，他受邀前往厦大工作。当时厦大尚处发轫阶段，正积极广纳各方贤才，顾颉刚的到来，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他在厦大期间波折不断，直至最终出走，只有短短7个月。
离京赴闽
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图书馆编目员，并协助业师胡适开展研究工作。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时，不料打击旋即而来——
其祖母于1921年2月中风。顾颉刚自幼与祖母感情尤笃，闻此消息，立即赶回苏州老家服侍。但北京浓厚的学术氛围又让他割舍不下，故而时常奔波于京苏两地之间。及至祖母病情加重，与他同为单传的父亲，因公务繁忙难以抽身，照顾祖母的重任便全落在了顾颉刚肩上，他也就再难北上。
留苏尽孝时，他希望能利用自己的治学专长谋生，减轻在京期间积累的债务负担（《顾颉刚书信集》），为此他与胡适商量异地办公事宜。胡适不仅同意他的请求，还贴心为他介绍一份商务印书馆编纂兼职（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此举既能缓解顾颉刚经济问题之窘迫，又能成全其人伦孝道之常情。1922年7月中旬，祖母去世，顾颉刚遵父命，在家为祖母守灵，待到了1924年8月。此时顾颉刚在感情上无所羁绊，于是重新进京，任北大国学门助教。
无奈时局维艰，北洋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多次挪用北京高校办学经费，致使欠薪成为常态。顾颉刚虽因新著《古史辨》声名渐起，但欠薪之困却令他囊中羞涩（《顾颉刚日记》），迫于生计，顾颉刚不得不觍着脸向胡适借钱。其实他家境还算殷实，断然到不了举债度日的地步，可他宁愿独自承受生活的重担，也不愿向父亲张口，终是愤懑难平，还为此大哭一场。
经济的压力他尚能勉力克服，不过时局的动荡却拨乱了他的心弦。1926年，爆发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该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与林语堂、梁启超、闻一多等人撰文谴责段祺瑞政府，继而遭到通缉，众人纷纷离京他走。林语堂经时任厦大校长林文庆之子林可胜的引荐，准备回到家乡，担任厦大文科主任并组建国学研究院。为他饯行之际，林语堂向顾颉刚发出邀请。顾颉刚虽经济拮据，但因方才在北京站稳脚跟，不舍得离开，于是没有答应。
岂料时局波诡云谲，未几，张作霖率领奉军进京，开出一张缉捕进步分子的黑名单，顾颉刚赫然在列，迫使他不得不走。此时林语堂已抵达厦大，获得校方的大力资金支持，希望他通过邀请一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提升学校在国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林语堂借此力邀顾颉刚、鲁迅、张星烺、沈兼士、陈万里等北大同事及好友赴厦参与国学研究院的组建（顾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考虑到北京政局晦暗不明、前途未卜，且厦大办学资金宽裕、待遇丰厚，遂决定接受林语堂的邀请。
随着一众知名学者的到来，一时间厦大群星云集。
学术耕耘
顾颉刚于1926年8月5日启程前往厦门，8月21日顺利抵达，林语堂前来码头迎接。
8月25日，林语堂到顾颉刚处，告知学校考虑到其新发表的《古史辨》在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原聘职已不能充分体现其学术地位，决定改聘他为“史学研究教授”。顾颉刚对此颇为满意，一来他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环境，可以专事研究，不必上课；二来从助教一跃成为教授，名誉与地位也随之陡升。
初至厦大的顾颉刚认为学校地势开阔，气候宜人，拥山抱海，令人心情舒畅，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入职后，顾颉刚随即投身学术活动——
一是授课。他本无须授课，可架不住林语堂的再三劝导，迫于感情，便应允承担三年级“经学专书研究”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周二、四授课，主讲《尚书》。
他的治学路径为“研究经学须先熟读经文”，而《尚书》既是古史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经学研究中最具难度的课题之一。因此，他计划让学生先研读《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要求大家撰写札记，将自己的见解、疑问及对老师的批评悉数写入，每月提交给他审阅。顾颉刚身体力行实践“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教育理念，希望通过开放包容的方式实现教学相长。恰因他的雅量，使得后成历史地理学大家的谭其骧在回忆老师顾颉刚时，动情地说道：“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不仅使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
二是讲演。顾颉刚研究能力一流，演说水平则稍显逊色，方言味道浓厚不说，偶尔还有些口吃，对此他是自知的。那他为何还要接受别人的邀约呢？原因在于他认为讲演能把零碎的知识串成体系，尽管口才是他的短板，他还是乐于迎难而上。顾颉刚到厦门第一次讲演是在厦大孔诞祝典上，所作题目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先是阐述了历史研究方法，他指出历史研究应以“重证据”为起点，以“辨然否”为方法，以“至真”为目标，实现逻辑上的闭环。三天后，又将演讲稿重作，题目改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和何以不成为神人》。
在厦期间，顾颉刚与厦门青年会交往颇为密切，曾应邀作《怎样读书》主题讲演，强调读书应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增益，方法上要培养特殊兴趣、区分书籍轻重缓急、运用自身判断力，同时注意不可有成见、应多求常识，以合理利用书本并兼顾学问的专精与博通；《研究国学的方法》为1927年初应容肇祖之请，在福州所作专题讲座。1927年4月7日，顾颉刚离开厦大的前几天，再次对讲座内容进行润色修订，重新在厦门青年会进行讲演。
三是参与期刊创办。1926年9月18日，国学院召开编辑事务谈话会，确定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每季末出版一期。1927年1月5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发刊，顾颉刚在《周刊》发刊词《缘起》一文强调创刊目的不是求美善，而在于求真。他还将自己在泉州风俗调查中形成的研究成果《泉州的土地神》连载于《周刊》第1、第2期。顾颉刚渴望将个人的学术抱负融入具体的学术实践，通过创办《周刊》《季刊》等刊物掌握言论阵地，以此营造全新的学术生态，从而推动学术革新。
四是民俗调查。他发起成立风俗调查会，先后赴泉州、福州、漳州开展风俗调查，其间采购风俗物品，在校内设立风俗陈列室，还将调查成果刊载于《周刊》，开厦大民俗研究之先河。
五是学术创作。顾颉刚在厦大期间撰有《尚书讲义第一编 序》《〈周易〉中的古史》《天后》等数篇作品，可他对这期间成果寥寥甚为不满，认为在闽粤三年的生活真是混乱至极。
顾颉刚还曾广泛征求福建家谱，以厦大国学研究院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成立博物馆，保护张天师府中的道教法物。
暗流涌动
顾颉刚本欲在厦大施展雄才，不料竟卷入复杂的人际旋涡中，特别是他与鲁迅之间渐生的罅隙。探其渊源，鲁迅对顾颉刚的反感，其实早在他俩赴厦大之前就已埋下伏笔。
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本是革命同道，随着运动的深入，二人思想渐显分歧，最终分道扬镳，形成“激进批判”与“理性改良”的路线之争。此间，顾颉刚倾力为业师胡适研究《红楼梦》搜集材料，客观上助长了胡适的学术影响。接着在1924年“女师大风潮”中，顾颉刚友人陈源在《现代评论》上为被驱逐的校长杨荫榆鸣冤，这场论争随后演变为鲁迅与陈源的对骂。
鲁迅比顾颉刚晚到厦大约半个月。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涉及顾颉刚，出现频次最高的词为“朱山根”。顾颉刚或许至死前都没明白“朱山根”的含义，殊不知这竟是暗指他的红鼻子。鲁迅不仅反感顾颉刚，对校长也有诸多不满，刚好此时中大邀他赴粤，便愤然辞职。
鲁迅的离去成为“厦大风潮”的催化剂，顾颉刚深陷其中，尽管风潮最终以刘树杞辞职告一段落，但顾颉刚觉得自己也非走不可了。
人事倾轧无疑是顾颉刚出走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曾以资金雄厚吸引众学者的厦大，也因陈嘉庚橡胶产业经营遇挫，无法再为学校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国学院活动经费从每月1.4万元骤减至500元，计划中的图书采购和刊物出版等活动被迫中断，这对注重资料收集与学术交流的顾颉刚而言，成为影响其留任的关键阻碍。林文庆虽以加薪对其进行挽留，而顾颉刚素来怀有强烈的事业抱负，恰逢此时，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相邀，彼时中大经费充裕、设施完善，又能与挚友共事，种种因素交织之下，顾颉刚于1927年4月15日毅然登上南下广州的轮船。
当启程的汽笛声惊起白城外阵阵白鹭，轮船缓缓消失在厦大码头时，或许他未察觉到，新一轮的风暴已微微向他招了招手。
（作者单位：中共泉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