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贞观六年（632年）登第的首位莆仙籍御史郑积，到晚清被誉为“古今第一御史”的江春霖，《莆阳御史》（海峡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以千年时空为经纬，不仅开拓性地系统梳理了246名莆阳御史生平实践，更以宏阔的视野将莆阳御史的“道”“德”“术”置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这一深厚的中华法制文明之中。作为一本阐述莆阳御史文化历史源流及当代价值的学术专著，此书创造性地将地域性叙事升华为对法律传统的深度诠释，让这些镌刻在青史竹简中的文明密码，成为映照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文化镜鉴。

莆阳御史文化是莆阳御史在莆仙大地长期生活过程中孕育生成和传承演变的一种文化现象。壶山脚下，“文献名邦”的理学根脉与“家贫子读书”的耕读传统相融，织就了诗书传家、礼法立身的文化经纬；木兰溪畔，“十室九书堂”的醇厚风俗与“治国必忠，治家必严”的家族规训交织，淬炼出重义轻利、尚廉耻贪的集体精神。正是这般人文沃土，滋养了莆阳御史士大夫群体“士志于道”的独特精神气魄。这本书从壶山兰水的文教积淀与廉训遗风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监察体制最深层的文化逻辑：文脉养廉，廉脉承文，恰如壶山兰水之相依相生，相映生辉。

莆阳御史群体的精神底色，首先源自“文献名邦”千年积淀的文脉滋养。书中以林富在两广巡抚任上呈递的《乞罢采珠疏》为例，面对朝廷的采珠诏命，他借《孟子》“不违农时”的生态伦理以及《礼记》“用物有节”的治国理念，将经典义理转化为政策谏言，终令嘉靖帝虽愠而难驳，为岭南百姓赢得廿载生息之机。这种“以文化剑”的智慧，正是莆阳御史“文以载道”自觉精神的典型写照。从蔡襄《言增置谏官书》首倡“台谏合一”之制，到陈次升宽严并济的法治主张，再到陈文龙“不可干以私”的为官铁律，莆阳士人始终以文脉为刃，剖时弊之沉疴，立清廉之纲纪。而文脉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注入监察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臻于至善”。理学名臣陈茂烈一生静思克己，清廉自守；林云同正直无私、精干勤敏；翁承赞谏议载誉、办学兴闽……从修身到治世，莆阳御史始终以文脉为舟，追寻永恒的“至善”。

若说文脉赋予了莆阳御史“明法度”的智慧，廉脉则赋予其“守气节”的胆魄。书中叙述了江春霖弹劾庆亲王一案，面对“举朝莫敢撄其锋”的清廷重臣，他以“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痛陈庆亲王奕劻集团编织权钱网络，即便遭“萎言乱政，诋毁亲贵”革职，仍在《咏水仙花》诗中自明心志：“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将儒生的清高风骨融入御史的刚烈担当之中。这种风骨的形成，既源自于长期以来“为天地立心”的儒家伦理浸润，更扎根于莆阳地域清官循吏家风传承。书中收录的“凡子孙出仕者，务以清廉为主，贪黩为戒”“凡立身则以本朝名公为师，若行事则当直而无挠为上”等镌刻在祠堂匾额间的文字，正是廉脉深植家族伦理血脉的明证。

当书页间的墨香渐次沉淀，《莆阳御史》以学者严谨的历史笔触和文人敏锐的现实关怀，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御史文化的一次深情凝视。这里有郑积“以文入仕”开创的莆阳御史文脉，有蔡襄“台谏合一”革新中跃动的“鲠正之志”，有江春霖弹劾庆亲王时迸溅的铁骨星火……从壶山兰水间走出的代代御史，以“道以立心”的哲思、“德以修身”的持守、“术以治国”的韬略，在中华法制文明的长卷上，绘就传承千年的文化丹青。

当木兰溪畔的晨雾漫过后坂陈桥御史祠的旗杆石，当新时代的朝阳镀上梅洋村江春霖故居的斑驳砖墙，那些镌刻在青史竹简中的文明密码，正在法治中国的土壤中悄然萌发新芽。此书的价值，或许恰如江春霖故居那副门联所书“柏叶家风古，笔花春色新”的隐喻，既有对历史的致敬，亦是对未来的期许。

（作者单位：福建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