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位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他就是闽籍学者高名凯。他对汉语语法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高名凯1911年出生于平潭县苏澳区先进乡土库村的一个中农家庭。他6岁丧父，13岁丧母，生活十分困难；7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10岁入平潭开宗小学，12岁跟随堂兄高诚学到福州入进德小学，13岁转入福州英华中学小学部，14岁考入英华中学。中学6年间，为筹集学费和食宿费，高名凯在课余和寒暑假都要为学校做杂工，尽管条件艰苦，他的学习成绩依然十分优异。1931年，考取了福建省教育厅的清寒奖学金，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即入燕大哲学部深造；1937年，由燕京大学派遣远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言学，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辗转回国后，先后就职于燕京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1965年初病逝。
高名凯在法留学期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语言学理论，但反对当时国内简单模仿西方语法的倾向。他在第一部专著《汉语语法论》（1948年）的自序中写道：“我觉得坊间所有关于‘中国文法’‘国语文法’之类的书籍都未免太过于模仿西洋的通俗语法格局，而不是对汉语语法作正确的分析。因此，我就根据语言学的原理给汉语语法尝试地整理出一个科学的系统。所解释的虽未详尽，所取的路径则自信比较的正当。”在研究中，高名凯将汉语置于跨语言的背景下，一方面突出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区别，充分展现汉语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则尽量运用一些普遍性的语言学概念，以增强汉语语法与其他语言的共通性，将汉语问题与人类语言的普遍理论问题联系起来。
在20世纪我国理论语言学基础弱、底子薄的局面下，他著作的《语言论》系统地阐述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语言的产生与发展”，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是我国普通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领域的一项创举。书中不少观点在当时堪称前沿的真知灼见。例如“语言的分化”一章里明确指出“凡是由于社会单位之分化为社团而产生的语言变体都可以叫作社团方言……社团方言可以分为行业语、阶级方言、老人语、青年语、男人语、女人语等”。这一观点后来在美国等国家的社会语言学先驱开展的城市田野调查与系统性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论》出版于1963年，这一时间节点比当代社会语言学重要奠基人拉波夫的相关著作《内城语言：黑人英语方言研究》（1972年）和《社会语言学模式》（1972年）早了将近10年。高名凯凭借深刻的思考与敏锐的洞察力，扮演了这一领域“学术先觉者”的角色。
求真求是、唯真理是从的科学研究态度，是高名凯成为一代大师的重要原因。这从20世纪50年代汉语学界的几场大讨论，尤其是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中可见一斑。1952年，汉学家康拉德的《论汉语》一文在《中国语文》上翻译发表，在形态决定词类的西方语言学传统理念下，该文提出汉语有形态，因而有语法范畴，可以依据形态划分汉语词类。高名凯不认同康拉德的观点，他于1953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指出康拉德所说的“子”“儿”“着”“了”和声调等汉语形式并不是真正的形态，汉语实词并无足以划分词类的形态变化，所以汉语的词没有（印欧语那样的）词类分别；强调“研究汉语语法，就不应当仿效西洋的语法，以词类为出发点”，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依照汉语的特点，走上独立的创造的道路”。
高名凯的文章引发了汉语学界对汉语词类问题的热烈讨论。他先后发表了《再论汉语的词类分别》《三论汉语的词类分别》等7篇文章，在吸收他人合理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驳斥“汉语有形态”“汉语实词可以分类”等说法。
高名凯坚守自己的观点立场，出于自己的汉语词汇观和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事实证明，汉语词类问题确是非常复杂的。当时王力在提出划分词类的三个标准之后说：“汉语词类的划分，在实施上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1955年）吕叔湘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1955年）中说：“我在最后没有端出一整套划分定当的词类来。说实在的，现在谁都还拿不出无懈可击的一套。”又在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提出“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
张志公1990年在回顾和反思汉语语法的研究时说：“汉语本身是‘非形态语言’……汉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的界限本来不那么清楚，而且进行英语那样的词类区分，实际意义也是不太大的。”这些都证明，高名凯认为汉语没有形态、汉语实词难以分类的观点非但不是谬误，而且具有显著的现实性与内在的合理性。潘文国评价高名凯是“中国语言学界一位有着高尚气节的铮铮硬汉，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勇于坚持真理的斗士，也是一位走中国特色语言学道路的坚定不移的探索者和实践家”。
高名凯少时离闽，北上求学开启学术之旅。从1940年完成博士论文到1965年离世，短短20多年，他出版和发表了语言学专著18部、译著6部，语言学文章80多篇，哲学专著1部、译著1部以及巴尔扎克作品译著20多种，可谓著述宏富。他的研究既能深入西方理论堂奥，又能坚定地立足汉语事实本身，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