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可以使宏观确定性最大化，进而自然就会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准确把握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职能定位。从方式看，政府管理公共风险就是遏制风险循环累积扩散。首先是防范，避免个体风险外溢而公共化。当一个企业出现风险且风险外溢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政府判断有可能变成系统性风险，并进一步蔓延成公共风险，就要及时遏制，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其次是化解，避免公共风险导致市场收缩。如公共风险已经形成，要及时处置，避免内部化，导致经营主体的风险成本上升，从而产生悲观预期。政府管理公共风险要从薄弱环节入手，遏制风险循环。从手段看，要增强契约的完备性。如果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拖欠时间越来越长，就容易导致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问题。如果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就会增加。同时，如果法律、制度、政策不完善，公共契约的不完备性就会扩大。增加契约完备性需要以法治和政策为保障，以改革为动力，形成一个制度性安排，让经营主体有长远的预期。

灵活运用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政策工具。一是提供“风险市场”，包括保险、银行、证券、期货及其衍生工具，微观主体在这些市场上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套期保值，让风险消化在市场内部，避免了风险外部化上升为公共风险。但这些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去组织和监管。二是提供无风险资产。国债被视为无风险资产，是风险资产定价的基准。优化国债的品种结构、促进国债流通、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完善资本市场、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需要抓紧推进。三是更好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推动实现宏观流动性充裕稳定、币值稳定、估值稳定。此外，当其他主体买不起单的时候，就得由政府出手。风险救援的对象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效的风险救援是当今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防范经济金融危机的先手棋。风险救援首先要切断风险传播链条，避免风险进一步公共化。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冲重大风险的工具。公共政策是一个工具箱，是一个政策体系，通过不同政策组合来对冲经济风险、失业风险、自然风险和外部风险。要按照风险生成的内在逻辑，区分轻重缓急，抓住风险链条，精准实施政策。风险权衡非常复杂，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不能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去看。各自为政，容易产生“合成谬误”，引发新的风险。风险权衡，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因素，需要有整体观。

把握好出清风险与稳定预期的关系。在风险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目标由利益最大化转变为风险最小化，这个时候只有出清风险才能改变预期，才能出清市场，让经济产生活力和内在动力。出清风险并非让风险清零，事实上风险永远存在。风险出清的对象是公共风险或正在公共化的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不需要政府出清，恰恰是优胜劣汰机制所必需的。要把防风险稳预期放在首位，避免宏观风险预期上升。从国内风险来讲，要有效遏制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的风险循环累积，增强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落实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做好加强产权保护、理顺央地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形成遏制风险循环累积的制度性安排，更好引导社会预期。从外部风险看，大国关系、周边关系是重点，要防范外部风险输入导致内部风险上升，通过风险权衡去应对充满风险的世界。

（摘自《经济日报》2025年10月10日发表、刘尚希撰写的《风险防范化解的经济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