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义勇挥戈 同心复疆——台湾义勇队档案文献展”在福州举办。台湾义勇队成员王正西的孙女王阳红捐赠两岸家书、王正西等台湾义勇队成员不同时期的照片。现场还展出了1951年前台湾义勇队队长、时任台湾电影公司董事长李友邦为王正西出具的义勇队《服务证明书》。王阳红说，希望这些历史资料能得以流传，让更多人知晓，祖国抗日战争，台湾同胞从未缺席。

王阳红的曾祖父王逸客早年在台湾曾任庄长、教师、律师，因不满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举家迁到祖籍地晋江从医，他也是第一批跟随李友邦到金华的台湾义勇队队员。1938年冬，李友邦到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号召台湾同胞参加抗战，组建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一同参战的感人故事。年过五旬的王逸客就是典型代表，他不仅自己加入了台湾义勇队，还让大儿子、二儿子参加台湾义勇队，年纪尚小的幼子和女儿参加少年团。他替孩子们分别改名为王正东（原名王宏宁）、王正西（原名王宏容）、王正南（原名王宏宜）、王正北（原名王素馨），寓意着好儿女志在四方。

到金华不久，正逢当地开展文化人献金运动，年逾五旬的王逸客积极响应，慷慨捐款，工作也极为努力。但没多久，王逸客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当时，台湾义勇队为他在村里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将他葬于该村的后金山背，墓碑现保存于金华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内。

1944年2月，台湾义勇队到浙东前线开展对敌工作。当时由于日本侵略军内部危机加深，欺骗政策失败，有的日本士兵开始觉醒，并主动投诚。如1944年4月9日，从浙东汤溪前线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古内庆太郎便是其中之一。第二天，通晓日语的王正西奉命与他谈话。王正西问：“你到这边来，我们非常欢迎。但你是怎样决定的呢？”答：“我入伍已四个年头了，当初我以为日本这次的战争，是真正为着拯救东亚各弱小民族和保卫东洋，但是四年来所看到的都是与宣传的相反，尤其是日本军队强奸妇女、屠杀民众等种种暴行，说明日本只是想吞并中国、独霸东亚而已。我不愿做侵略战斗的牺牲品，我也不愿做日本军阀的刽子手，所以，我决心向中国军队投诚。”问：“你的战友们也有同样的打算吗？”答：“有的。不过很困难，他们必须要等待，有机会，他们就会来的。”问：“你今后希望怎样呢？”答：“从今以后，我愿为中国效劳，为反侵略战争奋斗。”之后古内庆太郎还执笔写了一篇《告战友书》，请义勇队的队员代为散发。

档案记载，王正东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监察会录事；王正西曾任台湾义勇队编辑通信组组长、台湾义勇队驻上饶办事处中校主任、台湾义勇队第四支队中校支队长；王正南历任台湾少年团小队长、团长，并于1944年在龙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台湾光复初期王正南回到台湾，先后在台南、台北担任教员，并从事地下活动，1948年又回到大陆。王正北曾是义勇队少年团的小队员，后成为台湾义勇队队员。

最近，王阳红又在《抗日复台档案选编》中找到了当年在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王正南和王正北的自我介绍。曾任台湾少年团小队长的王正南小小年纪便很有担当，他这样写道：“我叫王正南，今年15岁，是台湾台南人，我因为瘦得像木头，所以大家就叫我‘匹诺曹’（木偶）。台湾少年团一成立我就参加了，现在我是这一个小队的小队长。因为这个团体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解放我们的同胞的，所以，我希望每个台湾的小朋友都能来参加，一起反抗敌人。”

王正北的自我介绍则很俏皮，字里行间显露出她对少年团的喜爱：“我叫王正北，生长在台湾台南，7岁时和我父亲、母亲、哥哥一起回到祖国来读书。我是一个女孩子，今年已经有11岁了，我不喜欢在小学里念死书……这里是读活书的，我要不断进步，好解放我们台湾的妇女。”

“台湾义勇队于抗战期间在对敌政治工作、抗日宣传、医疗救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一家五口都积极参与其中。”参观展览时，王阳红找到了曾祖父王逸客（原名王克明）、伯公王正东等亲人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份完整名单。”王阳红当即拍照分享至两岸王氏家族群。

这次，王阳红捐赠给福建省档案馆的还有1988年爷爷王正西写给大陆妻儿的信。信中道：“瞬间已别离42年，时刻无不思念你母子，可谓运命之造化，奈何。”王阳红说：“爷爷年轻时抗日救国，后又因两岸分隔，尝尽与妻儿的分离之苦。他一直希望两岸早日统一，这也是当年所有台湾义勇队队员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