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聆听台胞高丹华讲述乌丘屿灯塔家族与莆田湄洲岛亲人的悲欢离合，于右任先生的这句诗一下子跳进了脑海里。高丹华的祖父母离世后，就葬在乌丘屿的海岸边，迎面朝着故乡湄洲岛的方向，墓碑上也醒目地刻着“湄洲”两个字。

乌丘屿，福建省湄洲湾出海口处的一座小岛，总面积1.2平方公里，现为金门县所辖，距莆田湄洲岛仅18海里。乌丘居民大多数是来自湄洲岛的渔民，两地血脉相连。1949年后，湄洲岛、乌丘屿分属海峡两岸所辖，渔民们再也难以越过那片他们曾经自由往来的海面，不少家庭离散，亲人分隔两地几十年。

高丹华的家族更有代表性。1874年，她的曾祖父从湄洲岛到乌丘屿，参与修建为船舶引航的乌丘灯塔。1875年灯塔亮灯后，高家成为乌丘屿三代守灯塔的灯塔家族，直到2001年她的父亲高金振作为最后一代守塔人退休。

尽管两座岛屿很近，但至今没有通航。从乌丘屿出发到湄洲岛，得先去台湾，再到金门，然后从厦门、莆田绕上一大圈，才能艰难走完这段路程。

今年12月，乌丘灯塔亮灯150周年。这些年，分隔于两岸的灯塔家族，努力冲破18海里的重重阻隔，为湄洲岛、乌丘屿两地乡亲的亲情之路“引航”。

“我曾经很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会对湄洲岛有那么深的感情？”

今年64岁的高丹华，在乌丘屿出生、成长，后来到台湾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期，台湾当局要将乌丘屿作为核电站的核废料投放地，引起乌丘民众的强烈愤慨。

在这场保卫家乡的战斗中，高丹华冲锋在前，四处奔走呼吁，发挥自己的写作优势，通过报刊的“读者投书”积极陈情，还写了大量的抗议文字材料，最终助力乌丘屿解决了当时的危机。

“当我再回顾这段往事，发现都是爸爸给的力量。”在高丹华的记忆里，封闭小岛上的童年生活，都在跟着父亲高金振看书，这才积累了文字功底。

“爸爸有很多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我们反复看。现在还能记得一个场景，那是我四五岁时的一个晚上，月光很亮，爸爸带着我，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用湄洲岛的方言，教我念唐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直到多年后，高丹华才明白，月光曾给父亲留下多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高金振和哥哥高亚美都在乌丘屿出生，后来被父母送回湄洲岛私塾读书。当时，他们的父亲高瑞翁是乌丘灯塔的第二代守塔人。1949年10月4日夜，还有两天就是中秋节，12岁的高金振拉着14岁的哥哥，急切地想回乌丘屿与父母团圆。

“等春节后，把最后一本《幼学琼林》学完，我们再回去。”高亚美劝着弟弟。

看着远处闪烁的灯塔和星星点点的渔火，思亲心切的高金振趁着月色，一个人钻进了次日一早开往乌丘屿的渔船。

两天后的10月6日，中秋节，湄洲岛、乌丘屿两地突然进入军事对峙状态，彻底断绝了交通来往。皎洁的月光下，亲兄弟就此分别几十年。

高丹华小时候，祖母常常在夜里念叨着湄洲岛上“漂亮的女儿”“好学的儿子”，回忆妈祖巡游时的热闹场景，思念家族中的亲眷。

“奶奶是从湄洲岛来的，我能理解她想念家乡。可父亲几乎一辈子都在乌丘，为什么也总是朝着湄洲岛的方向发呆、出神？我曾经很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会对湄洲岛有那么深的感情？”高丹华说。

2007年，身为乌丘灯塔最后一位守塔人的高金振溘然长逝。时光流逝，高丹华对父亲的思念愈加深厚。

“爸爸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对他牵挂的湄洲岛也一无所知。”高丹华说，“我得去看看。”

“伯伯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回来了’”

2012年9月，高丹华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迫不及待地寻找父亲的湄洲岛童年岁月。

“9月26日正式退休，9月28日就经过‘小三通’航线到了湄洲岛。刚刚踏上湄洲岛时，我自己没有带着什么感情的，纯粹是为了爸爸而来。”高丹华说。

然而，当她看到伯伯高亚美的第一眼，就感受到血脉亲情的神奇力量。“在伯伯身上，我一下子就看到了爸爸的影子。伯伯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回来了’，说明他们一直记着我是高家的孩子，觉得我终有一天会回到故乡的。”回忆起这段十几年前的场景，高丹华又一次哽咽了。

这一次探亲，高丹华在湄洲岛住了十几天。相处之后，她对父亲、伯伯的兄弟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高亚美和弟弟高金振一样热爱中国古典文学，今年虽已90岁高龄，但仍然能熟记《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书籍的一些章节内容。

“伯伯也爱读书，这一点和我爸爸很像。那次探亲结束后，我回到台湾买了一本繁体版《幼学琼林》寄给了伯伯，他收到后高兴了很长一阵子。”

1949年中秋节后，留在湄洲岛的高亚美失去了父母庇护，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长大后，他跟着亲戚一起捕鱼谋生，生活清苦的日子里，对父母、弟弟等乌丘屿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

高亚美颤颤巍巍地回忆，1995年前后的一个初夏，饱受思亲之苦的他，和几位亲戚包了一艘小帆船，驶往乌丘海域。因无法登岸，5人在海面上待了整整一夜，直至日出后，在乌丘屿岸边见到一位拾贝的妇女，她帮忙喊来了弟弟高金振。

晨曦下的海面，波平浪静。兄弟俩一个在岸上的山头，一个在海上的船头，在分离将近半个世纪后，远远地见了一面。此时，兄弟俩都已近花甲之年，两鬓斑白。在嗓音嘶哑的呼喊声里，遥遥相看泪眼。那深埋心底不为人知的思念、眷恋，如同此刻天边的日光，越过山、刺破海，将二人笼罩。

此后，又经过十几年时间岁月蹉跎，兄弟俩才近距离见上了一面。

“我也是在守灯塔，守亲情的灯塔”

乌丘屿面积虽小，但战略位置很重要。

1874年兴建的乌丘灯塔，是台湾海峡北口的四大灯塔之一，在清末五口通商后曾作为国际贸易港口的重要指引，并为闽台两地的来往船舶提供关键的引航信息。

按照民间说法，以前从台湾来的船舶看到乌丘灯塔时，就意味着马上要投入大陆的怀抱了。

对于乌丘屿的民众而言，乌丘灯塔是离别和团圆的情感象征。看见灯塔，就能感觉到家的庇护；看不见灯塔了，才算真正离开乌丘。灯塔是乡愁，也是情感的慰藉。

后来，因两岸隔绝，又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乌丘灯塔不再承担引航任务，曾经“熄灯”一段时间。但高丹华作为灯塔家族的后代，仍然流淌着在海峡两岸亲情交流中“引航”的热血。

“2012年那次探亲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在湄洲岛属于这么大一个家族，有这么多亲人。我也渐渐理解了，几十年前，父亲虽然守灯塔收入微薄，但祖母仍要坚持接济湄洲岛的亲戚们，那是骨肉至亲啊。”

高丹华还发现湄洲岛有不少她的子侄辈年轻人，自己很高兴地当起了姑姑。“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台湾，对大陆的社交软件比较陌生，不会设置，侄子就会说‘姑姑我来帮你设置’。在大陆待的时间长了，移动支付金额不足，侄子会热情主动地说‘姑姑我先转给你’……”

今年中秋节前，高丹华本打算从金门回乌丘一趟，可在与伯伯高亚美视频通话后，马上改了行程，辗转奔赴湄洲岛。

“丹华，我老啦，你要回来看看我啊！”高亚美在视频通话时的一句嘱咐，让高丹华心头一揪：“他以前从不曾这样吩咐我。我知道他90岁了，怕等不起，以后不知道还有多少见面的机会。”

这一次相聚，高亚美虽然垂垂老矣，但回忆起与弟弟的童年，眼睛闪烁着光亮。“小时候最有趣的事，就是入私塾前，和弟弟在乌丘捉雀赶鸟。如果爬到灯塔上，甚至伸手就能触到盘旋的白鹭……”

过完中秋，高丹华又踏上了返回台湾的路途。尽管灯塔家族已经谢幕，但她作为后代，好像突然觉醒了：“感觉我也是在‘守灯塔’，守的是无形的灯塔、亲情的灯塔。”

“这句‘四海通行庆太平’是对通航的期盼”

在湄洲岛、乌丘屿两地之间，像灯塔家族一样亲人分离几十年的故事还有不少。

据莆田媒体报道，湄洲岛莲池村84岁的李瑞仁，小时候和父亲、3个哥哥住在乌丘屿。1949年，8岁的李瑞仁坐上一条渔船回湄洲岛求学，从此再也没能和乌丘屿的家人们见上一面，甚至音讯全无。直到1979年，李瑞仁收到一封辗转寄来的家书，才知道父亲1968年就已经去世了。因为台湾当局的阻隔，让老百姓连中国人传统的“生尽孝，死尽哀”都做不到。

彼时两岸隔绝，信件成了亲友间寄托思念的载体。擅长写作的高金振还常常为乌丘乡亲郑凤英代写书信，寄给湄洲岛的发小高金姐。

“家里珍藏的这10封信件，都是我母亲与发小郑凤英的友谊见证，母亲生前十分珍视。”湄洲岛高朱村的潘黎明感叹说，母亲高金姐在乌丘屿出生、长大，与父亲在湄洲岛成婚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乌丘屿。一封封漂洋过海辗转而来的书信，诉说着这对童年好友相隔不远却几十年难以相见的哀伤与无奈。

事实上，坚冰曾被打破过一次。

2002年，在隔绝了半个世纪之后，乌丘屿与湄洲岛首次实现直航，这是两地最方便、最快捷的交通方式。当时，55名乌丘屿乡亲搭乘金门“太武号”客轮回湄洲岛探亲，在岛上停留了4天。

高金振也曾搭着这趟客轮，急匆匆赶回湄洲岛，与哥哥高亚美在分别了50多年后，又一次紧紧握住了彼此的双手。可是，这短暂的停留时间，哪里够兄弟二人诉说从懵懂少年到白发老人的无尽思念！

当高金振以为这种直航将成为常态、与哥哥的相聚来日方长时，乌丘屿到湄洲岛的探亲客轮却成为绝响。

“爸爸临终前的最后两句话是，‘乌丘交通为什么这么不方便’‘乌丘灯塔为什么不发光’，这是他放不下的牵挂。”高丹华说。

2017年7月，高金振去世10周年后，乌丘灯塔终于“复灯”。可交通条件到如今依然相当艰苦，台胞从乌丘屿到湄洲岛，需要长途跋涉，绕上一大圈横跨台湾海峡的“冤枉路”。

联想起父亲去世前，曾让她挂在墙上的诗句“四海通行庆太平”，高丹华体会到那种急切的心情：“爸爸是盼着两座岛屿能通航。”

“我是乌丘的孩子，有责任发声。”高丹华说，虽在台湾生活多年，每每想起乌丘灯塔，仿佛就能感受到亲人的呼唤。所以，这些年她一直在不遗余力为乌丘奔走、呐喊，出版《发现乌坵屿》《看见乌坵灯塔》等书籍，希望让海峡两岸都懂得灯塔的故事、乌丘的往事、人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