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固然是张新颖回忆恩师们给予的教诲与启示，更是他揭示自我不断成长的重要源头。既如此，关乎课堂的点滴回忆，便是弥足珍贵的存在。教诲与启示，暗合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师者在讲，学子在听，与精神层面相关的那么多的美好便悄然孕育。

大学四年光阴，陈思和先生虽没给他上过课，可是张新颖追着先生的课。在高年级或低年级的教室里，他坐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远远地看着、听着、接收着，“远远地感受着从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知与思的力量”，如春风吹拂，如春雨润泽。回忆恩师往事，无须借用华丽的辞藻，无须着意渲染情感，只需怀揣一颗真诚的心，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即可。这是指向曾经记忆与过往自我的书写，来不得半点虚构。

作者通过对先生著作的分析，把印象与著作关联起来，做透彻的解读，以期对先生有一番自家的见解，不人云亦云。所以，时而说说人，时而谈谈书，人与书、书与人互相穿插呈现。

对给过自己帮助的老师，当然可以叫恩师，其实更应该叫先生。着眼于恩，总是计较于自己从老师那里得到的阳光与雨露。而先生，则有一种无言的风度在内，从他身上深受教益是自然的，只是不摆在明面上讲，更有春风化雨般的郑重。先生给过的帮助，他不能忘、不敢忘。

想当初，张新颖研究生快毕业时，原定的工作突然没了，仓促间得找一个新的去处，贾植芳先生很着急，四处托人帮忙。不轻易求人的先生，为学生的未来四处求人，二者在他身上高度融合，无任何违和。先生，就是如此。

有些帮助，不是直接地针对某件事，或者发生于某个具体时间，而是长久以来因某种精神特质带来的濡染与引领。写作《狱里狱外》时，贾植芳先生虽已八十高龄，却把一部坎坷的命运之书写得生气贯注、意气风发。在张新颖看来，这不仅关乎先生的乐观，更关乎他的忧愤。若无人性光辉的恒久照耀，断无这样的生气。于此可知，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的职业，更是其热爱。若失去热爱，日子就过得乏味。数十载过去了，多少原本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者早已离开，可是，陈思和先生依然在场，他不仅在场，还越写越多越好，越做越多越好。

师者如光，照亮学生前行的路。反过来讲，若无这一道道光，便无学生曾经的境遇与如今的面貌。品读此书，不得不在意张新颖直白的、朴素的感念师恩的那些句子，那是情感的攒聚，是当年师生日常中的从未迸发于外、实则暗藏心中的光芒。关于陈思和先生，他说道：“而看着自己所关心的青年人一步步地成长，他当然心感欣慰。他营造了一种很令外人羡慕的师生关系，在其中投射了具有提升伟力的精神能量。”这青年人必定包含张新颖，他后来的著作一本又一本、荣誉一个又一个，先生所得何止欣慰，简直是幸福的。关于骆玉明先生，他说道：“对年轻学生来说真是枯燥透了的古代文学，被骆老师讲得很迷人，课堂成了令人难忘的好时光。”那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可是，能够于记忆中时时重温，也是美好的。

正因为此，才7万多字的《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读来并不轻盈，反而厚重、深邃。其中有故事，有温度，有思想，有发人深思、促人深省的点点滴滴。此外，那里还有斑驳的旧时光。当年，师者意气风发，学子朝气蓬勃。无论怎么看，那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光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