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福建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实践，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领域，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提出了“山海协作、联动发展”规划，以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沿海和山区都要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等一系列重要发展理念，建立全省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制度，推动形成全省“山海协作、联动发展”新局面。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5年中共福建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部署：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探索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为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贡献福建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的实践机理与机制创新

以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体”，意在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论和“中心—边缘”体系，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均衡配置。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中间体”，凭借其贴近乡村的地理优势与优于乡村的公共服务条件，它既能够承接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又能将其转化为适配乡村的发展动能，避免了城市要素直接下沉的“水土不服”。福建立足省情实际，以《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施方案》《关于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等政策为引领，确立将县域作为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形成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县城为纽带、小城镇为节点、村庄为支撑，广泛覆盖城乡的产业发展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具有福建特色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以创新性体制机制为内生动力，实现各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的良性循环。要素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的核心前提，也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目前城乡融合的核心梗阻在于要素配置失衡，即城市集中了资本、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而乡村拥有土地、劳动力、生态等基础要素，二者的割裂导致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县域作为城乡要素配置的关键枢纽，通过聚焦土地、人才、资本等核心要素，深化县域体制机制创新，能够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有效推动城乡要素双向高效配置，让乡村要素价值充分释放，从而激活城乡融合的内生动力。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以县域为单位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土地市区流转，收益城乡共享，并以宅基地改革盘活闲置资源，带动村集体增收，为城市资本下乡提供条件。在人才流动机制方面，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常住即落户”制度，逐步取消城乡户籍差异，推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激励农业转移人口稳定融入城市；另一方面，构建“城市人才下乡、本土人才培育”双向机制，推行“产业导师+科技特派员”制度，定期开展“新农人”定制培训，鼓励高校毕业生、科技人员、企业家等返乡入乡创业兴业，同时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到县域基层服务，形成城乡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的良性循环。在资本要素配置方面，以县域为单元构建“政银企农”四方金融体系，创新金融支农模式，由县级政府牵头设立城乡融合发展专项基金，金融机构下沉设立“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开发专属产品，引导城市资本规范、有序投入农业农村，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确保收益惠及更多农民。

以产业融合为重要抓手，筑牢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根基。产业是城乡融合的经济基础，是共同富裕的核心支撑。县域作为城乡产业融合的“聚合平台”，能够将城市产业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与乡村产业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有机结合，打破城乡产业“二元分割”格局，让农村居民从产业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县域方面，做强县域重点产业链，打造“一镇一业”特色产业群，依托数字经济优势，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转型，将县域产业向乡村产业辐射。例如晋江市依托鞋服、纺织等县域支柱产业，在市区建设总部经济区、研发设计中心，将初级加工、配套生产等环节向周边乡镇延伸，形成“县城总部+乡镇工厂+农村车间”的产业布局。这一模式践行产业梯度发展的原则，让农村居民深度参与到产业价值的分配之中。在乡村方面，引导乡村产业向“特色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使其成为县域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永泰县依托生态资源在乡村发展民宿、康养等产业，打造“永泰民宿”县域公共品牌，带动周边村庄发展餐饮、文创等配套服务，由此带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以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享为重要保障，确保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关键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县域作为连接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单元，能够通过统筹资源配置，打破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平衡，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发展，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福建以县域为统筹，推动优质公共资源向乡村下沉、基础设施向乡村覆盖，本质上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城市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为共同富裕筑牢民生底线。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县域为单位统筹推进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同规同建、互联互通”，打通了城乡联系的物理阻碍。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县域为统筹构建“城乡一体、普惠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教育上实施“县域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工程，由县级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城区优质学校与乡村学校结成帮扶对子，通过师资交流、课程共享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医疗上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将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整合为“一家人、一本账”的医疗共同体，实现资源统一调配；养老方面构建“县域中心养老院+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幸福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由县级民政部门统筹规划养老设施建设与服务资源，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服务。

城乡深度融合促共富的新历史方位

立足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城乡融合已经成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福建凭借山海相拥的资源禀赋与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在以县域为基础的城乡融合实践中积累了兼具地域特色与实践价值的经验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省需以前瞻性战略视野，将分散的实践探索系统性升级为科学方法论，从体制机制创新、产业深度融合、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构建更高水平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争取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实践范式与经验。

体制机制创新：从“试点突破”到“系统重构”的制度跃升。从发展历程看，福建前期城乡融合实践聚焦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县域试点，虽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受限于行政壁垒与治理边界，要素流动的全域协同性不足，呈现“碎片化试点”的特征，尚未形成覆盖全省的制度闭环。立足新发展阶段，福建需完成从“局部破题”到“全域贯通”的制度跃升，将分散经验升华为系统性制度框架。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以省级统筹视角和系统性思维构建全域统筹的要素配置机制，形成“产权明晰、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制度体系，推动资本、人才、土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与单一县域试点相比，全省统一的交易平台与补偿基准，能够通过制度刚性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财产收益，规避发达县域对欠发达县域的要素“虹吸效应”，实现要素收益的均衡分配；人才机制的省级统筹则通过政策保障打破人才流动的地域限制，改变城市人才下沉短期化、零散化的困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快速融入城市，构建人才城乡双向赋能的长效机制；金融体系的跨区域联动则能够有效弥补县域独立基金规模约束、覆盖面窄的短板，使资本真正成为激活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

产业深度融合：从“单向带动”到“双向赋能”的生态重塑。从产业发展逻辑看，前期产业融合实践还呈现为城市对于乡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乡村在产业链价值链中处于从属地位。未来城乡产业融合需要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协同推进的战略要求，推动城乡产业从“单向带动”向“双向赋能”升级，形成“县域引领、乡镇联动、乡村支撑”的产业协同体系，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在县域产业升级方面，突破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聚焦主导产业的高端化、数字化转型，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创新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同时，推动数字技术与县域产业深度融合，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精准对接与高效配置，实现县域产业的优化升级。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突破“农业+单一业态”的初级模式，依托山海资源禀赋构建“农业+文旅+康养+电商”的多元融合体系，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建立省级统筹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机制，通过统一标准制定、统一质量管控、统一市场推广，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同时，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务工增收等多元化方式使农民深度参与产业价值分配，形成产业兴旺、农民增收、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从“兜底保障”到“优质共享”的品质升级。新的历史阶段，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在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难题的基础上，破解服务品质城乡落差显著、供给与需求结构性错配、资源配置行政化壁垒突出等问题，实现公共服务从“兜底保障”到“优质共享”的品质升级，构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需求匹配为导向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体系，契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诉求。例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未来要从网络覆盖升级为服务赋能，在实现农村5G与光纤网络全范围的基础上，建设数字公共服务平台，整合教育、医疗、政务等数据资源，推动城市数字化服务向乡村下沉，真正打通数字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未来要推动形成城乡优质资源共享机制，使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核心民生领域享有均等化的发展机会与服务保障。同时，未来要进一步凸显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机制，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政府保基础、市场提品质、社会补短板”的多元供给格局。以居民满意度和需求匹配度作为公共服务考核的重要指标，确保服务供给真正切合城乡居民的实际需求。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