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纯先生（1910—2007年），笔名“日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原为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20世纪50年代应国家学科建设需要投身于我国近乎空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彼时“东方专制主义”论调盛行，许多西方学者将东方（尤其中国）描绘成自古只有专制、离开西方撞击便停滞不前的文明，“民主”则被框定为古希腊—罗马—近代西方的独有遗产。眼见此论调侵蚀国人对本土历史文化的信心，日知先生奋起回应，接连推出《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中西古典民主政治》《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等论著，系统发掘并阐释中国古典民主理念与制度实践，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主导下“东方专制、西方民主”的学术偏见。
日知先生深知，将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强行纳入他者的坐标系里，被动地辩解“我国为什么没有古希腊那样的革命或民主”难有出路。因此，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整体把握人类早期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框架。1979年他在《世界上古史纲》中初步提出，从城邦到帝国是古代国家的一般发展趋势。后来他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中将这一规律凝练为：“城邦——帝国，城邦阶段文明——帝国阶段文明，这基本上是古代文明世界普遍存在于三大地区的历史现象，为中西古典文明所共有。”既然中西古典文明是并行的，他便以马克思主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国家起源理论为指导，推断原始民主制是人类从氏族社会继承下来的普遍遗产，也是人类早期社会的共同起点。原始民主制具有普遍性，城邦制是它的制度化延续。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建立的最早国家形态基本都是城邦。当城邦因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走向解体时，军事独裁和君主专制便会取而代之。春秋战国演变为秦帝国、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其内在历史逻辑是一致的。由此，民主与专制不再是东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别——所有文明基本都先后经历过城邦、帝国两个阶段。
正是在“城邦—帝国”理论框架内，日知先生从四个维度阐释了中国古典民主政治：一是概念溯源。中国的“民主”概念最早可见于公元前1020年左右成书的《尚书·多方》，比古希腊“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一词的正式出现早了约5个世纪。《尚书·多方》中“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等三处关于“民主”的记载，寓意天即是民，天命随民心转移，民众有权选择符合其利益的“民之主”。成汤等“民之主”的权力合法性源于民心向背。这一发现从源头上动摇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根基，“民主”概念既存在于中国古典文献之中，“中国古代无民主”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
二是制度载体。他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发现，春秋列国普遍存在国人会议制度。“国人”指居住在国都及其近郊的自由民。《左传》《国语》中频繁出现的“致众”“朝国人”“致众而问焉”，说明邦国的战和、立君、迁都等重大事务均需征询国人意见，国人态度基本能决定事件走向；周厉王暴虐，禁止国人议政，“国人暴动”流放厉王于彘，这是国人以革命方式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与古希腊城邦平民推翻僭主逻辑相同；晋国在是否迎立被俘的惠公问题上“谋于国人”，这是国人会议拥有邦国重大事务决策权的明证；乡校是国人议论朝政的场所，郑国子产“不毁乡校”，坚持听取国人议政，这是春秋邦国中存在常态化公共舆论与政治参与渠道的体现，类似于古希腊的公民大会。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不仅存在“民主”概念，而且存在民主制度实践。
三是历史脉络。日知先生并未将中国古典民主简化为一个孤立、模糊的“传统”，而是为其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先是原始民主制遗存期（从五帝到夏商），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向城邦民主制过渡，尧舜禅让、商汤伐桀等传说折射出原始民主制的遗风；后是古典民主鼎盛期（西周至春秋），“民主”从原始遗存走向制度化，“国人会议”成为邦国决策的重要机制，乡校议政、公卿执政盛行，分权制衡之下国君无法独断专行；最后是原始民主制衰亡期（战国以降），郡县制逐步取代城邦制，各国变法削弱“国人”权利、强化君主集权，原始民主制遗存逐步消亡。至秦帝国建立，中国政治正式进入专制帝国时代。由此，中国古典民主的演进逻辑得以比较完整地揭示。
四是思想内核。他发现中国古典民主与革命通常相伴相生。他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视为古典民主政治全盛期，认为“民贵君轻”思想作为“民本”理念的经典表达，指向“民”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旦君主违背民心，民众拥有通过革命推翻其统治、改立“民之主”的正当权利。由此提炼出中国古典民主的精神内核：“革命”是手段，“民”是目的。
日知先生通过对中国古典民主概念、制度、演进历程及思想内核的考察，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民主。更确切地说，中国在城邦阶段同样存在“民”的政治参与，只是其具体形式、发展程度和制度安排不同于古希腊民主制。尽管日知先生的城邦理论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他用“民主”概念阐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做法，也被部分学者质疑有“以今解古”之嫌，但先生在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历久弥新：其一，动摇了“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根基。通过系统论证城邦民主制的普遍性，证明了民主政治并非西方文明的专属，为中国史学摆脱西方中心论桎梏、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探索。其二，挑战了“民主是西方舶来品”的刻板印象。通过对“国人”参政议政等制度的系统考察，揭示中国古典文明同样存在民主实践——而不仅仅是“民本”思想。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从古典“民贵君轻”理念到当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之间深厚的文化延续性，也为当前我国探索符合自身历史文化的民主路径提供了历史镜鉴。其三，开创了“求同存异”的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范式。他通过“城邦—帝国”理论框架探寻中西古典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又立足史实揭示各自发展形态、制度设计与成就的特殊性。其四，梳理出从汤武革命、国人暴动到陈涉起义的“古典民主革命”叙事传统。这为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的衔接提供了历史素材，也从侧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
2007年11月14日，日知先生在家乡福州逝世，享年97岁。这位闽籍史学名家传承林则徐、严复等先贤“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以中国的立场观世界”的传统，发扬福建学人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风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把中国的古典民主传统讲给世界听，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被重新发掘的传统，更是一种文明平等对话的底气。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