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乌山积淀着闽地千年文脉，山间摩崖石刻皆是镌刻于山石的历史密码。经乌山二期修复工程，一方曾被大型水塔遮挡、土方掩埋的石刻重见天日——清嘉庆五年（1800年）春日，诗僧寄尘手书的“寿山福海”四个大字，在邻霄台西侧崖壁上再度焕发光彩。这方行书石刻高150厘米、宽476厘米，字径达88厘米，骨格灵秀、笔力遒劲。
书者寄尘是清代知名诗僧、书画家。关于其俗姓，史料记载略有差异。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记载：“寄公，（湖南）衡山人，名衡麓，别号八九山人，寄尘其字也；姓范氏。五岁，度为僧……工书善画。”而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其与寄尘相识于粤东，并写明“寄尘本姓彭，工诗、能画”。黄锡蕃《闽中书画录》则综合两者，载“寄尘，湖南长沙人，俗姓彭，名衡荒，号八九山人，善书画，好吟咏”。虽寄尘俗姓尚无定论，但他长于书法诗词，却是毋庸置疑的。
嘉庆五年（1800年），寄尘入闽漫游武夷后，挂锡乌石山，其才情被镇闽将军庆霖赏识。因寄尘“喜作方丈书”，庆霖邀其题写“寿山福海”四个大字，镌刻于崖壁，旁镌佛偈，成为乌山石刻中的精品。同年，清廷派遣正使赵文楷、副使李鼎元出使琉球，履行册封琉球国王之责。庆霖深知寄尘才情出众，且有航海之愿，便将其举荐给李鼎元，力邀其以从客身份同行。据李鼎元《使琉球记》记载，他初到将军署时，见壁间悬挂寄尘的字画，早已久闻其名，随后专程前往乌石山登门拜访。寄尘谈吐渊然深致、清雅悠远，二人相谈甚欢，李鼎元当即定下偕行之约。
清代册封琉球的队伍中，从客是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文人、高僧、道士、医生、天文生、书画家、琴师等方面的专家及能工巧匠。寄尘以诗僧身份随行，成为闽琉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琉球期间，他以诗文书画为媒，与琉球士人切磋交流，作品在当地广为流传，至今仍有多件手迹收藏于今冲绳各类文博机构及民间。作为册封之行的亲历者，他的所见所闻被李鼎元详细记录于《使琉球记》，为后世研究闽琉关系留下了鲜活的第一手史料。
《使琉球记》载：“从客寄尘等往游泊村”，见琉球王国稻田稀少、薯田遍布，国人多以薯为食。书中特意注明：“薯一名地瓜，闽人土语。”一句“地瓜”，道尽闽地与琉球的饮食文化联结，读来令闽人倍感亲切。番薯原产于美洲中部，16世纪作为重要作物率先传入福建，在八闽大地落地生根，福州乌山先薯亭便是为纪念这一农史事件而建的。琉球的番薯，同样源自福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琉球总官野国以“钵植”之法，将薯苗从福州带回琉球栽种；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琉球又遣翁自道赴闽学习各类番薯栽培技术，此后番薯在琉球广为种植。及至嘉庆五年（1800年）清朝册封使团抵达时，番薯已成为琉球国民赖以度日的重要食粮。小小一株番薯，跨越山海，在中琉两地生根结果，既是民生相依的见证，也是古代中琉友好往来的生动缩影。
寄尘此行，还见识了琉球独具特色的芭蕉布与“红型”染织物。《使琉球记》写道：“寄尘归，以布数疋见示，云购自市中。”又记其因病静养一天后，“取视昨所购布：一米色，曰蕉布，宽一尺；乃沤芭蕉，抽其丝织成，轻密如罗”。书中亦细致描述了琉球的印染技艺：“（琉球）国人善印花，花样不一；皆剪纸为范，加范于布，涂灰焉。灰干去范，乃着色；干而浣之，灰去而花出。愈浣愈鲜，衣敝而色不退。此必别有制法，秘不语人；故东洋花布特重于闽。”文中提及备受闽地珍视的“东洋花布”，正是琉球传统工艺“红型”。这类织物色彩艳丽、纹样独特，常作为贡品进献中原，故宫博物院至今仍藏有不少珍品，见证着当年的精湛工艺水准。
这项精巧技艺同样与福建有着不解之缘。福建长乐供奉着一位罕见的“外国神”——琉球蔡夫人。相传她是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先祖蔡茁本是长乐人士。明万历年间，蔡夫人因精于刺绣，所织龙袍入贡后深得朝廷赞赏，奉召入京时在梅花港登陆，回乡认祖归宗，被乡人尊为“蔡姑婆”。在梅花镇居留期间，她将一身刺绣印染技艺倾囊相授，其手法与琉球“红型”工艺一脉相承。这段佳话今在长乐梅花中琉文化馆中得以呈现。
寄尘在琉球游历期间，曾作竹枝词十首，生动描摹当地风土人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学实录。透过寄尘的诗句，我们看见了琉球“处处山田种地瓜，穷民饱啖作生涯”，也能望见当地人民“印花棉苎布为裳”“门巷多安石敢当”的生活风貌。寥寥诗句，不仅定格了彼时琉球的社会图景，更映照出中琉两地文化相融、民生相依的深厚渊源。
嘉庆五年（1800年）冬，册封使命圆满完成，寄尘随船返程回闽，“于舟已病，上岸就医”，终因回天乏术，葬于福州长庆寺（今西禅寺）。这位游走于闽琉之间的诗僧，以才情为桥，以足迹为证，成为闽琉文化交融的重要使者。他在乌山留下“寿山福海”石刻，以从客身份随册封使渡海，搭建起闽琉文化交流的纽带。随着福建对历史史迹的不断挖掘与守护，那些沉睡的历史密码将被一一破译，闽琉之间跨越沧海的千年情谊，也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持久的光芒，成为连接两地的精神纽带，续写文明交融、世代友好的佳话。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