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1日，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同时，在英国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80名工党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按照工党党内规则，若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人数已超过这一关键门槛，意味着其领导地位正面临实质性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并未呈现单向发展。5月12日，英国媒体报道称，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继续留任，显示工党内部仍在激烈博弈之中。支持与反对力量并存，使得这场围绕首相去留的政治风暴愈发复杂，也暴露出工党执政后内部权力整合还未完成。

英国在短短8年间更换5位首相，唐宁街10号的主人频繁更迭已成为英国政治动荡的缩影。如今，曾被寄予带领工党重返稳定执政希望的斯塔默，也被英国媒体认为迎来“最艰难”时刻。

地方选举引爆危机

斯塔默此次遭遇党内“逼宫”，导火索并非来自外交危机或重大政策失误，而是一次看似常规却影响深远的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结果不仅重创工党声望，更暴露出英国政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两党主导的政治秩序正在被打破，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多党竞争时代正加速到来。

在此次地方选举中工党表现惨淡。在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席中，工党仅获得1000余席，较此前丢失近1500个席位。

与工党的失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异军突起。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右翼民粹政党，改革党在此次选举中于英格兰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并控制14个地方议会，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同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政党也分别成为地方议会第一大党，进一步加剧英国政治版图的重组。

从更深层次看，这次选举揭示出英国已进入多党竞争的阶段。工党的失利并非简单传统执政党中期选举的暂时性失败，而呈现出一种全面失守的局面。在英格兰中北部传统工业区，蓝领选民大规模转向改革党；在伦敦等进步派大本营，年轻选民则纷纷投向绿党。从民调数据来看，当前英国主要五个政党，改革党、保守党、工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支持率均集中在12%至26%之间，彼此差距显著缩小。此次地方选举因此被广泛视为2029年英国大选的重要风向标。这意味着，未来英国任何单一大党都可能难以获得压倒性多数，联合执政或将成为常态。

经济困境与民意反噬

如果说地方选举失利是斯塔默执政危机的直接导火索，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英国社会长期积累的双重危机正在集中爆发。经济疲软与国内政治议题失控共同推动英国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不断升级，最终反噬了斯塔默政府本身。

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困境。长期的高通胀叠加能源转型带来的阵痛，令中低收入选民群体对主流政党的施政能力失去信心，转而支持非传统政治力量。其中，食品、能源和日常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涨，使普通家庭生活成本急剧攀升，此问题并非短期周期性波动，而是深植于英国经济结构之中。长期以来，英国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经济供给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增长的根本问题。同时，单位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企业成本持续向终端消费价格传导。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镑兑美元累计贬值超过三分之一，进口商品价格被进一步推高，而英国脱欧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断裂、劳动力短缺、贸易成本上升、物价飙升。多重因素叠加使英国央行在抑制通胀与维持增长之间陷入两难，政策空间愈发受限。

另外，此次地方选举中民粹主义力量的迅速崛起，本质上是英国选民对传统政党长期执政表现不满的一次集中释放。极右翼民粹政党力量的上升，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积累已久的经济焦虑与政治失望共同作用的结果。英格兰中部和北部传统工业区曾经支持工党的蓝领工人，在经历制造业衰退、工厂关闭、就业外流和生活成本上涨之后，对执政党的失望不断累积。面对这些现实困境，工党政府强调财政纪律、控制支出和长期改革，却难以回应基层民众的即时焦虑。此外，主流政党在移民、安全等议题上的回避或应对不力，也使极右翼政治力量有机可乘。极右翼民粹政党把自身塑造成“建制派的挑战者”“本国权利的维护者”等，将选民的经济焦虑与政治不满转化为选举动员资源，使得原本寄望于工党上台后改善经济、稳定社会的选民，转向更加激进和非传统的政治力量。

归根结底，英国当前的困局并不仅仅是一次选举波动或某一届政府的施政失误，而是英国政治极端化与碎片化趋势的缩影。当前，英国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政坛的碎片化局面大幅推高组阁难度，如何稳定执政并纾解民生困境将是留给英国政局的一道严峻考题。

■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