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1日，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公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会长陈培浩荣膺该奖项。茅盾新人奖两年一届，每届共评选出10名获奖者。该奖项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国内取得较高成就的45岁以下青年作家、评论家为奖掖对象，至今共扶持与奖励90人；现已成为培植国内青年文学创作力量，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平台。
陈培浩教授此次获奖，无疑为当下“文艺闽军”持续崛起注入新的活力。“闽派批评”历经四代学人努力，业已形成较完备的治学理念。正如闽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林所说，“闽派批评将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当作一门艺术”，其批评家之述学与作家之创作是相通的，理论文章也可以是文学的。作为“闽派批评”新生代代表人物，陈培浩的行文鲜明地带有“闽派批评”观点新锐、文体自觉的特点，个人著述颇具风格辨识度。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声誉卓著的“80后”学者，他也凭近二十年笔耕不辍，构筑了一套诗歌研究与小说研究并重、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方法与当代性意识并重、静观研究与在场批评并重、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并重、思辨能力与学理技艺并重的学术总图。但试着厘清这样一位学者之精神脉络并非易事，故此只能择其一脉梳理。
北宋大儒张载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心”思想由此而垂范百世，意指文人应发奋为社会建立一套“仁义礼智”的精神价值体系。陈培浩借此完善了自身对文学“见证、立象、立心”三层功能的见解。“见证”以现实主义为典型，突出与时代、现实的同在性；“立象”以现代主义为典型，强调体验、命名与说出的揭示力。但问题是，作家在作出对世界的诊断后，又该以何面目回应现代人遭遇的意义破毁？“心无所立”，便只会一味专注于社会批判，以至无力建构出具有精神创生性的反思意识。而“立心”，即是要求作家在对现实希冀的抽绎与确认中，“尝试去说出动荡的心可以安居之所”。于是，对文学应“立心”的自觉，成为陈培浩在细读熊育群《己卯年雨雪》、迟子建《烟火漫卷》、格非《月落荒寺》、东西《回响》等诸多小说文本时所贯穿始终的红线。在他看来，文学需要“参与到人的现代精神结构的设计之中”，继而在辗转腾挪于不同现实坐标系中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发现——此谓“把心立在永远自新的途中”。而“立心于自新”，正是文学作为一项郑重事业的根基。依照这重理解，不难将陈培浩与那种主题先行、居高指摘，而令作家倍感警惕的批评者区别开来。只因其批评，从来都是“抉心自食”而终究指向自身的。为此，他不断回溯着那个尚待笃守的“鲁迅命题”：意义虚无与精神自新，何以在一体两面的周期性循环中将灵魂推向更高层次的应许之地？
最终，他得出如下结论：作为一种精神路径，鲁迅是一种出发，而不是一种抵达。该判断一直延续到彼时那篇回应质疑的《“到地方性为止”，还是“从地方性出发”？——作为反思性装置的“新南方写作”》。恰如陈培浩给学界留下的印象，这是一位因潜心求索“真问题”而从不畏避辨认和命名新概念的批评家。但亦无须讳言，其于2018年底《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一文首倡的“新南方写作”，在充分打开“文学与地域”“整体性与地方性”等问题谱系的同时，也收到了来自部分同行的诘问：“新南方写作”概念，是否因其无所不包而趋向自我消解？如今该概念的发起者们所受非议，与罗杰·加洛蒂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时，遭遇来自苏联保守派美学家的“橡皮袋”讽刺，境况何其相似。其间体现出的，是本质论与建构论的立意扞格；是对象性思维“就事论事”与策略性思维“借题发挥”的行动错位。而后者，实则旨在以批评概念的“无边”，松动研究路径与学术规矩的“僵化”。换言之，强调地方，不是为了抢占地方优越性的文化点位，而是为了纾解久已疲沓的“整体性”方法论——一个合格的批评概念，需要兼备“稳定历史”与“敞开问题”的效力。
据此，也便可以理解陈培浩近些年来所倡导的两条文学研究脉络：一条是通过将“历史化”视作不断自新的、再“历史化”的过程，来驱散凝固的文学史述教条，修正对“细读批评”的先验性菲薄。另一条是打破“现代/当代”“中国/海外华语诗歌”的时空区隔，有机融合本体诗学、问题诗学和现代性诗学，以打开一种对“现代汉诗”综合而辩证的研究视野。前者最终指向建构“中国式细读批评话语体系”的学科使命；而后者则指向对“当代的问题化—问题的历史化—历史的诗学化”这一理论进路的践行。直至在历史化与当代性的回环钩沉中，在试图“发出创造性理论的清越的声音”中，重新寻找到历史与个体，乃至民族的精神结构链接。
从这层意义上讲，陈培浩本质上是一位穿行于文学发生学与中国心性传统的“精神史”学者，而其身上确乎背负着某种孤绝的“君子之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主张恢复历史现场、恢复主体参与、恢复批评的“精神史”维度，并奉告文学史不仅关乎“真”，也关乎“美”与“善”。如果说“立心于自新”，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投身学术世界时的初始立场；那么真正能映现出他基本治学面貌的，则是“逆时针写作”这一关键概念的提出，与其背后的整套文化价值判断。“逆时针写作”首次出现在《〈方生方死〉，小说叙事中的“沉默”》，当时其被定义为：小说家“在物质外壳的打造或形式变革的热情背后包含对世界的疑虑、审视和反思”。而时至《碎片化时代的逆时针写作》一文发表，这一概念指涉范围已从小说家，扩大到当今碎片化时代所有能主动持守“纯文学”理想的写作与批评主体。在意义稳固的年代，相信轻而易举，质疑反倒仰赖智识的苦功。但当“液态现代性”溶解了一切圭臬与典范，事情开始发生倒转。虚无者，只消争相顺流于时代怒潮；有所信仰者，却需要主动交付，甚至冒险调用自身的性灵与学养，去打捞一种仍可托付的确定性。
因此，陈培浩学术治业的根本问题，始终指向汉语文学创作及其介入式批评，最终将如何参与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成中。他是真的对文学有所托寄，也真的相信文学仍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的精神生活留有某种不可移易的余地。而从文本隐微之处，穿行至历史、政治之浩荡天地的理想批评，也会在“虚无的时代迷雾中充任指南针，为四处弥散又无路可走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能性”。所以其批评的价值，或许并不只在于其对具体文学现场的阐释能力，更在于其持续尝试，将文学重新放还历史、现实与主体意志的关联结构之中；并由此艰难思考着，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介入方式与精神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