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孙（1179—1262年），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宝庆三年（1227年），通判兴化军。他在福建做官期间，于各地访书、买书、借书与抄书，传录李氏、刘氏和郑氏之旧藏，为《直斋书录解题》的撰著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是书以“解题”的方式，对宋代及其之前的图书历史展开叙述，考查版本类型、概括书籍大旨，条分缕析，自成一体，开辟目录学撰著新形式，是考察宋代及其之前图书存佚的重要原始史料，在版本学、目录学、出版史、传播史、阅读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誉为宋代三大私家书目，奠定陈氏目录学家的地位。
陈振孙的福建阅读史，具体可考的，主要是从莆田李氏、刘氏和郑氏等处借书阅读、抄录内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唐河东节度使李璋纂《晋阳事迹杂记》十卷，“从莆田李氏借录”，读完感慨良多，“自南渡以来，关河阻绝，图志泯亡，得见一二仅存者，犹足以发伤今思古之叹”。摄南海主簿国初郑熊撰《番禺杂记》一卷，“莆田借李氏本录之”。
有的书籍，从莆田刘氏借录。陈振孙云，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后魏国典》三十卷，“此本从莆田刘氏借录，卷帙多寡不同，岁月首尾不具，殆类钞节，似非全书”，仍可一读。
阅读何万《长乐财赋志》一书，著录是书的来龙去脉，内容详尽：“往在鄞学，访同官薛师雍子然，几案间有书一编，大略述三山一郡财计，而累朝诏令申明沿革甚详。其书虽为一郡设，于天下实相通。问所从得，薛曰：‘外舅陈直斋修图经，欲以为财赋一门，后缘卷帙多，不果入。’因借录之，书无标目，以意命之曰《三山财计本末》。及来莆田，为郑寅子敬道之，郑曰：‘家有何一之《长乐财赋志》，岂此耶？’复借观之，良是。其间亦微有增损，末又有安抚司一卷。并钞录附益为全书。”
从其描述来看，陈振孙与《长乐财赋志》一书的缘分委实曲折：在鄞州之时，就从同官薛师雍处注意此书，并知晓此书，自此念念不忘。及至莆田，专从藏书大家郑寅处询问，得以实现良愿，抄录阅读。陈氏之所以牵挂此书，是因为书中内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书籍虽然记述的是一郡之财赋，但与其他郡互通，完全可以相互借鉴。这才是此书的精华价值所在，也是陈氏心心念念的原因。
陈振孙充分利用福建图书出版中心的便利，大量阅读书籍，并在阅读中思考问题、追踪溯源、评价得失、解决疑惑。如阅读李纲《易传》，曰：“盖罢相迁谪时所作。其书未行于世，馆阁亦无之。莆田郑寅子敬从忠定之曾孙得其家藏本，顷倅莆田日，借郑本传录。今考《梁溪集》，绍兴十三年（1143年）所编，其训辞二序已云有录无书，则虽其家亦亡逸久矣。岂有其序而书实未成耶？其书于辞、变、象、占无不该贯，可谓博矣。”
从记录可以看出，李纲此书并未行世，陈振孙利用在莆田工作的地理优势，优先读到此书。此书首先来自莆田的藏书家郑寅，而郑寅的储本又来自李纲之曾孙，实现了从李纲到李纲之曾孙、郑寅、陈振孙之间的人际传播。在书市普遍未见李纲此著之际，能得莆田郑寅家藏旧本，充分说明莆田文献之邦的坚固地位。陈振孙还通过阅读李纲集所收序文来考证此书源流、背景，评价阅抄的郑寅之本内容该洽。陈氏在读书中思考、求证，逐步解决疑惑，获取知识，增长见闻。
陈振孙的福建阅读生活，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阅读方法。其一，阅读持怀疑态度。在读《晋朝陷蕃记》时，对于此书的作者，虽然参考了郑氏藏书，借用郑氏的观点，著录为范质，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曰：“宰相大名范质文素撰，据莆田郑氏书目云尔。本传不载，故馆阁书目云不知作者。未悉郑氏何所据也。”说明陈氏读书有疑，并非尽信所读之书。对于此种疑问，及时记录下来，待后解决。此种读书、思考、做笔记的方法，对于今人学术研究，仍有启迪意义。
其二，阅读参阅不同版本，同时从事校对、辑佚工作。读唐宰相武元衡诗集曰：“初用莆田李氏本传录，后以石林叶氏本校，益以六首，及李吉甫唱酬六首。”读周必大文集、著录此集，曰：“其家既刊《六一集》，故此集编次一切视其凡目，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见。郑子敬守吉，募工人印得之，余在莆田借录为全书，然犹漫其数十处。”
从中可以看出如下信息：第一，因周必大有编纂、刊刻欧阳修集的经验，故其家族编刻周必大集亦仿周编欧集之目；第二，家刻本周集中诸多涉及时事之内容，未及编入，人未得见；第三，这些时事内容由郑寅在吉州刊刻发行；第四，陈振孙在莆田从郑寅处借录含有时事内容的周集全本。可见，莆田人郑寅在吉州出版的周必大集，是比周氏家刻本内容更加丰富、充实的一种版本。此本亦是陈振孙官任莆田之时所阅读的版本。
宋代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术的逐渐普及，加之福建先天具备的印刷技术物质条件，使得福建出版业昌盛发达，商业性的书坊出版活动尤甚，建阳麻沙、书坊生产的书籍行之四方，遍布天下。建阳成为与成都、杭州并列的三大出版中心。其他地方亦在中心的辐射下，积极从事出版工作。正是在此环境之下，陈振孙在福建任职期间，能够充分利用出版中心的便利，善阅读，屡访书，与书坊书商交往密切。《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书坊就有长沙书坊、临安书坊和麻沙书坊。
作为一个目录学家，能为宋代书坊的文化传播活动留下历史的蛛丝马迹，使后人得以窥探宋代书商这一文化生意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做法是其他士大夫所缺少的。陈振孙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访书活动、阅读生活及至阅读方法，对于今天提倡全民阅读、开展阅读推广，仍有积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